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叛逆者團隊，觀點具有挑戰性、能夠增強原有觀點或跟其他觀點結合誕生出新想法，集體智慧就是這樣一加一變成大於二。


文：馬修．席德（Matthew Syed）

創意的社交性脈絡符合全面性觀點，讓我們可以注意到一項頗具啟發性的事實，就是一項革新會跟該社交網絡裡，大家腦袋某些部分的創意有所相關，但是大家腦袋裡的創意，也跟這些人所參與的網絡的多樣性有關。演化理論學家麥可．穆蘇克里希納（Michael Muthukrishna）和約瑟夫．亨里奇，便將這個所有大腦相互連接起來的脈絡稱為「集體大腦」，他們寫道：

對於創新的來源，一個常見的認知是源自於卡萊爾所說的「偉大的人」——思想家、天才、偉大的發明家——這些人的認知能力遠遠超過他人。他們會獨自在思想上做出極大的、與眾不同的努力，把我們帶到新的高度。他們可能會站在過去一些偉人的肩膀上；但是他們之所以能看得更遠，是因為他們個人的見解；他們個人的天賦異稟。我們想指出……這些獨立的個體可以被視為集體大腦的產品、是先前彼此孤立的想法的相交集之處。

這樣的描述，解釋了革新為什麼常常會在幾乎同一時間，在不同人的大腦中發生，長久以來，命運或天意被引用來解釋為什麼在不同的時空中，查爾斯．達爾文、阿爾弗雷德．羅素．華萊士幾乎在同一個月裡想出不同版本的演化論；又或者解釋了，為什麼萊布尼茲和牛頓幾乎同時觸及微積分的概念。但是當歷史學家發現這些「巧合」並非例外，而是常態的時候，命運的說法就難以讓人信服了，如同史蒂芬．強生（Steven Johnson）所說的：

一六一一年時，太陽黑子同時被住在四個不同國家的科學家發現到；第一顆電池，是在一七四五年和一七四六年，分別由迪恩．馮．克萊斯特（Dean Von Kleist）和萊頓的庫尼厄斯（Cuneus of Leyden）所發明……能量守恆定律在一八四〇年代，四度被計算出來，而且每次都是彼此獨立的事件。基因變異對於演化的重要性是由S. 柯斯金斯基（S. Korschinsky）在一八九九年所提出，而雨果．德弗里（Hugo de Vries）在一九〇一年亦提出同樣的看法，而X光對於突變率的衝擊，則是在一九二七年由兩位學者各自發現。電話、電報、蒸氣機、攝影、真空管、無線電——重要的科學進展幾乎都有分身隱身在現代生活的原生故事裡。

為什麼這些「獨立的」發現和發明這麼常一起發生？我們現在可以看出，他們是心智和心智之間的彼此連結，在形成網絡後可預期的結果。當大家開始跟類似的人和想法產生連結時，就常常會找出類似的關聯性和發現。

同時，我們也可以在不同的層級看到這個事實。舉例來說，人類學家蜜雪兒．柯萊恩（Michelle Kline）和羅伯．伯艾德（Rob Boyd）研究了太平洋諸島上的革新率。這些小島之間相隔著數百英里的海洋，這讓他們有辦法證明集體大腦的規模跟創新速度的關係。研究人員發現，科技的精密程度跟當地人際網絡的大小高度相關。網絡愈大，想法之間的重組、競爭並產生外溢效果的機會也愈大。

或是澳洲維多利亞省南邊兩百四十公里處的塔斯馬尼亞州為例，當歐洲人在十八世紀晚期首度跟當地人發生接觸時，他們的科技原始程度讓人驚訝；一些四萬年前的部落所使用的工具組，都比他們的更為精密。塔斯馬尼亞人只有單叉式的矛、（會漏水的）草筏，也因此抓不到吃不到魚（即便大海之中的漁量充足），飲水的工具則是骷髏。

他們怎麼會被困在如此基礎的科技層面？哈佛大學人類學家約瑟夫．亨里奇指出了缺少的那片拼圖是什麼。一萬兩千年前，海平面上升，洪水淹沒了巴斯海峽，因此也讓塔斯馬尼亞跟澳洲的其他部分分開了。這一萬兩千多年裡，他們無法取得更大的想法網絡，集體大腦也就縮水了。

於是，一小群的人口就這樣被孤立出去，這同時還會產生另外一個風險，就是一名技術高超的手藝人，可能會在將他的技藝傳授給徒弟們之前先行死去，然後導致他們失去那些得來不易的發明。更重要的是，海峽讓他們再也無法跟澳洲溝通和交流了：他們無法學習、進步、重組。帕瑪︱恩永甘人口擴張，甚至越過了海峽；塔斯馬尼亞人在洪水淹沒海峽之際，明明跟帕瑪︱恩永甘人擁有同樣的科技，人口卻是在驟減。

直接用科技來進行比較，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果。每一年，亨里奇都會給新的學生看來自四個不同地區居民所使用的工具組合，包括：十八世紀的塔斯馬尼亞人、十七世紀的澳洲原住民、尼安德塔人，以及三萬年前的人類。他要求學生們去評量製作工具的人種的認知能力高低，學生總是會給出同樣的回答。他們給塔斯馬尼亞人和尼安德塔人的認知能力評價，都低於澳洲原住民以及三萬年前的住民，因為前兩者所使用的工具沒那麼精密。

若是這麼想就錯了，為什麼？因為光從使用工具的複雜程度，是無法判斷單一個體與生俱來的認知能力。原因在於，革新並不只是跟個體有關，個體之間的連結也很重要。回想一下洪水之前的塔斯馬尼亞人。這些居民在認知能力方面的天生條件完全一致，但是在工具的精密程度上卻是天壤之別。

我們現在可以理解，這個類似的分析可以適用於更整體性的局面上。塔斯馬尼亞難以發生革新，是因為跟重組的機會分離了，而之所以分離，並不是內部者思維模式所致，而是因為一場洪災。他們並不是心理上跟新的點子分開來了，而是在實體上被分隔。網絡結構上的中斷，在創新的過程中置入了相當具體的限制。

這樣子的隔絕也可以是意識形態上的。好幾個世紀以來，女性都被排除在想法的網絡之外。這讓整個社會群體都得面對一個障礙，但這個障礙並不是洪水帶來的，而是偏執所造成的。這點也延續到啟蒙時期，如同社會心理學家卡蘿．塔弗里斯（Carol Tarris）曾寫道：「『啟蒙運動』限縮了女人的權利，她們……接受更高的教育以及專業訓練。」

這一點對社會中的女性不公平——也讓男人的創意能力急遽地減少。男人無法取得那些來自另外一半的人口可能會提出的點子——那些多樣化的觀點、資訊和發現——集體大腦不斷地在縮小。如果還要對於人類歷史進展過程中創新發生的步調，再說點什麼的話，那就會是，如果女人被放進想法網絡裡的話，創新的腳步將會快上許多。

簡單的數學就可以證明這些要點。亨里奇邀請我們一起想像兩個想要發明特定科技的部落：假設那項科技是一張弓和一支箭好了。他請我們繼續想像：這兩個部落有著不同的特徵。天才部落很聰明，他們的腦子很大。另一方面，網絡部落很會社交，他們很喜歡互動。現在，假設天才部落中的每個天才都是絕頂聰明，以至於僅僅透過獨自的努力和想像，每十個世代的時間就可以製造出一次這項發明。而另一方面，網絡部落中的每個人，則是要每一千個世代才會創造出這項發明一次。那麼我們可以這麼說，天才部落的聰明程度，是網絡部落的一百倍。

但是，天才們並不是很會社交，他們的人際網絡中只有一個朋友，他們只能從這位朋友身上學習。另一方面，在網絡部落中，每個人都有十個朋友，這讓他們的社交性是天才們的十倍。現在，先讓每個人都獨自去發明弓箭，接著再試著從朋友身上學習。假設每次遇到朋友，從他們身上學到東西的機率是百分之五十，在哪一組人當中，這項發明最後會比較普遍呢？

答案與直覺正好相反。天才部落中，只有百分之十八的人會擁有這項發明，這些人當中，有一半的人會是自己做出來。而另一方面在網絡部落裡，則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會擁有這項發明，而其中只有百分之零點一的人會是自己獨立想出來的，而其他人則會是從他們的朋友身上學來的。然後這當中的每一個人，現在都會有機會可以改進這項發明，並且再將自己的見解投入到他們的網絡之中。結果相當明確——並且符合田野數據、實驗室的實驗以及多項歷史上的案例，如同亨里奇所言：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叛逆者團隊：激發多元觀點，挑戰困難任務的工作組合》，時報出版

作者：馬修．席德（Matthew Syed）
譯者：陳映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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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每個成員都很棒，就是沒有突破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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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者團隊，觀點具有挑戰性、能夠增強原有觀點或跟其他觀點結合誕生出新想法，

集體智慧就是這樣一加一變成大於二。

為什麼由足球門外漢組成的技術團隊績效大勝專業顧問？

英國男足接連六次在國際賽事的PK賽中敗北慘遭淘汰後，召募了一支由新創公司創辦人、教育家、橄欖球專家和自行車專家組成的技術顧問團隊，媒體笑稱：一名專業教練忘掉的足球知識都比他們這一生學到的多。但這支團隊的亮眼表現跌破大眾眼鏡。

局勢愈混沌、任務愈艱巨，你愈需要一支超強的叛逆者團隊

——避免多元性的誤解

團隊需要的「認知多元性」，經常被誤解為「族群多元性」。

以兩個經濟學家為例，一個是白人中年男性，並且是同性戀；另一個則是黑人年輕女性，異性戀，這兩個經濟學家在族群上完全不同。但如果他們念的是同一間大學，跟著同一位教授學習，在應對問題的時候，他們可能就會很像複製人。

——多元觀點的表達管道要暢通

階級制度經常導致多元性的失能。

一場著名的聖母峰山難（被拍攝成好萊塢電影《聖母峰》），就是因為領隊的無上權威勝過其他人，原本已嗅到危險即將來襲的其他團隊成員寧可選擇自我消音，也不想挑戰權威。團隊無法倖免於難，不是因為缺乏必要資訊，而是意見無法充分表達。後來的研究甚至證實：階級愈分明的登山團隊，死亡機率愈高。

——讓叛逆者效應外溢至團隊之外

比起才智，善於擴張社交網絡的團隊更有創造力。

賈伯斯曾在辦公大樓中庭設立洗手間，各角落的員工必須離開座位、集中於此如廁，看似沒有效率，實則是創造員工閒談交流點子的機會。不同的點子相互碰撞，才有機會 「異花授粉」，開出新品種的花朵。

——讓觀點擴散至同溫層之外

「信任」是說服不同立場的不二法門。

同溫層與外界觀點的歧異日益加劇，無法彼此認同，關鍵在於缺乏信任。一個從小被灌輸「白人優越主義」的極端分子，就是在大學同學與他建立情誼、取得信任，並讓他接觸客觀證據之後，才轉變成為種族歧視家族中的叛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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