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個人卓越凌駕於團體多元性的召募方式，導致中情局成為同質性極高（白人、男性、盎格魯-撒克遜人、新教徒）的組織，對賓拉登恐攻恫嚇影片中已經震耳欲聾的暗示警訊視而不見。

文：馬修．席德（Matthew Syed）

情報專家米羅．瓊斯點出了中情局很少有分析員會使用中文、韓文、印地語、烏爾都語、波斯語或阿拉伯語，使用這些語言的人口加起來超過全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根據學者艾咪．澤加特（Amy Zegart）的研究，二〇〇一年畢業的祕密案件承辦人員，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可以流利地使用非羅馬語系的語言。

一直到一九九八年，中情局甚至還未僱用使用普什圖語的案件情報官，而普什圖語正是阿富汗最主要的語言之一。因此導致九一一事件調查委員會的困惑與不解。「珍珠港事件過後的數十年間，美國政府如此夙興夜寐發展出來的方案，以偵測意料之外的攻擊並且發出警告，這些方案從未真正啟用過，因此連失敗的機會都沒有。」全世界成本最高的情報機構，居然從未真正離開起跑線。

值得一提的是，許多以九一一事件為主題的電視劇，都指出了問題的另一個罪魁禍首：情報單位因為彼此競爭，導致彼此溝通不良。當時，的確有許多關鍵時刻，其中之一就是二〇〇一年五月中情局與聯邦調查局在會議中的爭執，前者拒絕揭露關於哈立德．穆罕默德．阿達拉．阿米達（Khalid Muhammad Abdallah al-Mihdhar）的資訊，而這個人之後會成為美國航空七十七號航班劫機的五人之一，有些人會批評說，要是當初中情局分享了他們知道的事情，聯邦調查局就會發現，蓋達組織的特工已經在美國境內了。

雖然低估這些問題以及其他議題的重要性是錯誤的，但若是將這些歸納成這場失敗的根本原因，就是一種誤解。因為最深層的問題還要更加幽微；雖然已經太遲了，然而這個問題數十年來一直都明擺在眼前，也就是卡門．梅迪納她本人指出的部分。二〇一七年，她說道：「〔多樣性的缺乏〕對於情報組織是種諷刺，因為說到需要有效方法來處理不同意見的組織，那麼這個組織一定就是情報系統。」

這當然不只是關乎中情局。認知同質性在現代世界並非特例，而是常態。大部分組織的多樣性都嚴重不足，這讓他們的能力飽受限制，難以做出有智慧的判斷、制定出聰明的策略並偵測到威脅的所在。的確，二戰後絕大部分情報上的失效，也只能從這個特殊的角度來理解。

以美國國防部在古巴關塔那摩灣的審問中心為例，這個在九一一事件之後成立的機構，目的是為了要從雙子星大樓攻擊後被捕的嫌疑恐怖分子身上搜集資訊，這是個相當關鍵（也經常是喪心病狂）的行動，這些由受過高度訓練的探員所領導的任務，是要一點一點地打探出可能有助防範未來暴行的情報。

這個情報單位對於任何疑似恐怖組織的人物都很謹慎，每當有新的囚犯抵達，他們的名字都被輸入資料庫，並且按照他們的姓名和中間名加以分類。大部分的人都熟悉這個系統，你大概可以把它的格式想成訂機票時，用來輸入自己姓名那樣。但是如同學者馬克．維納（Mark S.Weiner）在《氏族的規則》一書中所說明的，這個系統有個致命的缺點，但是直到二〇〇三年一位中東專家，受僱來專門監管囚禁沙烏地阿拉伯囚犯的牢獄之前，都沒有人注意到這個缺點。

關於這位專家，我們給她一個化名「凱倫」。凱倫立刻發現到這個資料庫未能揭露一種規律性。這個系統是設計來追蹤姓氏、名字和中間名的，這樣的系統對於詹姆士．D．史密斯和簡妮．P．瓊斯這些名字來說非常成功，也毫無問題；但是對於像是阿布．馬楊．卡利得．穆罕默德．賓．賽夫．阿︱烏塔比這種阿拉伯名字則不那麼有效。

凱倫也注意到：阿拉伯字母和拉丁字母天差地遠，前者書寫時要連寫，並且有二十八個字母，而拉丁字母（英語使用的字母）則有二十六個字母。這意謂，即便是最簡單的阿拉伯名字，用拉丁字母來音譯都可以有多種寫法。

以利比亞獨裁時期的領袖，穆安瑪爾．格達費（Muammar Gaddafi）為例，根據澳洲廣播公司新聞台，他的名字的音譯有一百一十二種不同的寫法，其變體包括格薩費（Gathafi）、克達費（Kadafi）以及格答非（Gadafy）——而這還只是他的姓而已，他的名字被寫成毛安瑪爾

（Moammar）、木安瑪爾（Mu’ammar）還有毛安媽爾（Moamar），而他的全名是穆安瑪爾．穆罕穆德．阿布．格達費．敏雅爾．阿－格達費（Muammar Mohammed Abu Minyar al-Gaddafi）。

當時，聯邦調查局的追蹤系統的問題，不只是用西方的樣板把阿拉伯名字收摺起來，更有著音譯過程未被標準化的問題。每個嫌疑人姓名的拼寫方式都是按照收押當時，值班人員當下的決定，那些情報員完全沒有察覺到流程的這個瑕疵，而這並非因為他們失職，而是因為這件事情在他們的參考框架之外；也就是典型的盲點。

等到凱倫修正了這個歸檔系統並將音譯標準化，他們才找出關鍵的模式。她從囚犯的姓名注意到，出身某兩個氏族的人士占了相當驚人的比例，這兩個氏族是卡赫塔尼（Qahtani）與歐泰比（Utaybi），凱倫知道這兩個氏族來自阿拉伯半島上的特定區域，她還知道他們跟沙烏地王室及其盟友有所衝突，這樣的衝突至少持續了三個世紀。

舉例來說，一九七九年麥加禁寺圍困事件，是由穆罕默德．賓．阿卜杜拉．卡赫塔尼（Muhammad bin Abdullah al-Qahtani）以及朱海曼．阿－歐泰比（Juhayman al-Utaybi）所策畫。在關塔那摩有一名囚犯叫作穆罕默德．馬那．阿每．阿－卡赫塔尼（Muhammad Mana Ahmed al-Qahtani），他被指控是九一一攻擊事件中第二十名劫機者。

這也解決了另外一件讓人深感困惑的事情。情報圈內曾經壓倒性認為，恐怖分子就是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人——那些因為西方的墮落而憤慨不已的純粹主義人士，但這看起來跟獄中的實況並不相符，有些囚犯向監禁者要啤酒喝，有的要了色情片。這些行為等於承認許多囚犯的犯案動機並非單純來自宗教極端主義；許多人並非是基本教義派人士，他們當初加入蓋達組織是為了要延燒自古以來部族間的世仇。

凱倫對於審訊中心的貢獻影響深遠，但並不是因為她比同事懂得更多，而是因為她帶來不同的觀點，這樣的觀點與同事的觀點放在一起時，讓他們對於沙烏地恐怖分子的犯罪動機有更豐富的理解，以及——最關鍵的——辨認出一個有滲透潛力的網絡，假如沒有她的存在，可能會有深層的組織性盲點久久不能掃除。

或許，情報系統之所以僱用凱倫，正是因為他們遲來的領悟，了解到認知多元性有多麼重要，這樣會讓人感到相當安心；但事實上，凱倫曾在二〇〇〇年應徵調查局，但未被錄取。雖然她精通阿拉伯文，但是情報單位判斷這方面的知識「不重要」，即便她作為分析員被國防部僱用，一開始也是被派到德國地處偏遠、工作枯燥的職位，而她的技能完全派不上用場。

一直到有人給她機會負責審問，她便把握了機會，利用專長來分析這個位於關塔那摩的拘留所，帶來了不同的觀點。但她也僅僅處理了眾多大型盲點中的一個。換個方式說，她之所以能夠對美國情報領域做出開創性的貢獻，並非因為受惠於這個系統，而是即便受制於這個系統，她依然盡其所能地一展所長。

而這可能就是最大的悲劇。米羅．瓊斯論述道，有些疏失成為了九一一事件發生的先決條件，而這些疏失在中情局的歷史上反覆地發生，從古巴飛彈危機到伊朗的伊斯蘭革命，乃至未能預測到的蘇聯的崩解。我和米羅在倫敦見面時，他便說：「這裡的每一項失敗，都可以直接溯及核心單位同樣的一個盲點上，而且毫無爭議。」

這顯示出，無論是為情報單位辯護的立場，或是指責情報單位的人士，他們在這個纏鬥已久甚至火爆的爭論中，都沒有注意到關鍵的議題。那些大肆批評的人說得沒錯，事後看來，九一一事件的威脅非常明顯；辯護者也沒錯，中情局僱用了極度能幹的人員，但就算是這樣的精英，這個威脅亦非明晰可察。

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這個事件不該責難特定一位分析師。他們面對工作，態度也不懶散、也非麻木，也沒有怠忽職守，任何用來解釋工作表現不佳的貶義詞，都不適用於他們身上。他們並非缺乏見識，或是不夠愛國、缺乏工作倫理。的確，可以說在個人層面上，每一位分析師都具備了應有的資質，他們所缺乏的，要在團體的層級才會浮現出來。

中情局裡每個人都有著相當敏銳的洞察力，但是聚在一起時，就出現了集體性的盲目，而正是這個矛盾點的準心，讓我們得以一窺多元性的迫切與必要。

相關書摘 ►《叛逆者團隊》：如果你想要擁有很酷的科技，那善於社交比很聰明來得更好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叛逆者團隊：激發多元觀點，挑戰困難任務的工作組合》，時報出版

作者：馬修．席德（Matthew Syed）
譯者：陳映竹




明明每個成員都很棒，就是沒有突破性進展？

叛逆觀點驅動團隊智慧，活絡多元解題能力，

達成一加一大於二的倍數綜效。

上市首週空降《星期日泰晤士報》暢銷榜Top 1

年度商管書銷售冠軍作者

揭露一流團隊的成功祕密

唐鳳贊同力薦：

「我在招聘的時候有兩個原則，

一個是他的經歷、看事情的方法必須要跟現有成員不重疊。」

你是複製人，還是叛逆者？

——複製人團隊同質性高，觀點彼此複製、強化，最終背離事實而不自知，

還自稱這是「向心力極強」的展現。

為什麼美國中情局的用人策略在九一一招致災難性失敗？

個人卓越凌駕於團體多元性的召募方式，導致中情局成為同質性極高（白人、男性、盎格魯-撒克遜人、新教徒）的組織，對賓拉登恐攻恫嚇影片中已經震耳欲聾的暗示警訊視而不見。

為什麼由英國政治菁英組成的稅改團隊催生出淪為笑柄的人頭稅？

這一群菁英有專業，卻無法充分代表社會樣本，他們口中的鄰居是住在八英里外的莊園豪宅。他們對稅務問題的認知只有冰山一隅，還自豪這是一次快速凝聚共識的合作。

——叛逆者團隊，觀點具有挑戰性、能夠增強原有觀點或跟其他觀點結合誕生出新想法，

集體智慧就是這樣一加一變成大於二。

  • 為什麼由足球門外漢組成的技術團隊績效大勝專業顧問？

英國男足接連六次在國際賽事的PK賽中敗北慘遭淘汰後，召募了一支由新創公司創辦人、教育家、橄欖球專家和自行車專家組成的技術顧問團隊，媒體笑稱：一名專業教練忘掉的足球知識都比他們這一生學到的多。但這支團隊的亮眼表現跌破大眾眼鏡。

局勢愈混沌、任務愈艱巨，你愈需要一支超強的叛逆者團隊

——避免多元性的誤解

  • 團隊需要的「認知多元性」，經常被誤解為「族群多元性」。

以兩個經濟學家為例，一個是白人中年男性，並且是同性戀；另一個則是黑人年輕女性，異性戀，這兩個經濟學家在族群上完全不同。但如果他們念的是同一間大學，跟著同一位教授學習，在應對問題的時候，他們可能就會很像複製人。

——多元觀點的表達管道要暢通

  • 階級制度經常導致多元性的失能。

一場著名的聖母峰山難（被拍攝成好萊塢電影《聖母峰》），就是因為領隊的無上權威勝過其他人，原本已嗅到危險即將來襲的其他團隊成員寧可選擇自我消音，也不想挑戰權威。團隊無法倖免於難，不是因為缺乏必要資訊，而是意見無法充分表達。後來的研究甚至證實：階級愈分明的登山團隊，死亡機率愈高。

——讓叛逆者效應外溢至團隊之外

  • 比起才智，善於擴張社交網絡的團隊更有創造力。

賈伯斯曾在辦公大樓中庭設立洗手間，各角落的員工必須離開座位、集中於此如廁，看似沒有效率，實則是創造員工閒談交流點子的機會。不同的點子相互碰撞，才有機會 「異花授粉」，開出新品種的花朵。

——讓觀點擴散至同溫層之外

  • 「信任」是說服不同立場的不二法門。

同溫層與外界觀點的歧異日益加劇，無法彼此認同，關鍵在於缺乏信任。一個從小被灌輸「白人優越主義」的極端分子，就是在大學同學與他建立情誼、取得信任，並讓他接觸客觀證據之後，才轉變成為種族歧視家族中的叛逆者。





Source
列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