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生成式AI正夯，但生產力提升了，工時卻不見減少。本文探討了工作倫理的興起，以及工作在人類歷史中的角色。作者認為，我們需要重新定義工作與生活的關係，才能真正享受科技進步帶來的益處。


文：Bastiane Huang（畢業於哈佛商學院，在矽谷科技新創公司負責AI產品管理，文章見於Deep Life深度生活）

自從ChatGPT掀起全球熱潮，生成式AI成為焦點，無論政府或企業都對其潛力滿懷期待：高盛預測，生成式AI有望推動每年全球GDP增長7%。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則預期，生成式AI在寫作、程式設計及客戶服務等任務上，能提升20%至50%的生產力。如果這些預測成真，在不遠的未來我們可以將工作量減半，花更多時間在更具創造性、更有意義的生活。但事情真會如此順利嗎？

回顧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幾次科技轉型，可以發現，雖然科技進步使生產力呈指數增長，但工作時數卻未減少。最初我們還能看見增加的生產力被用來提高物質生活和增加休閒時間。然而，近幾十年來，生產力的增長幾乎只用來購買更多物品，在美國平均工時甚至還增加了。於此同時，不令人意外的，已開發國家的主觀幸福感幾乎沒有提升。

以美國勞工局的數據為例，巨幅的生產力增長代表現在我們工作11小時的產出，在1950年代需要一週工作40個小時才能達成。然而，我們每週工作仍然接近40小時，工時沒有減少，我們也沒有更多的休閒時間。就連在工時較短的歐洲國家，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現象。事實上，有統計顯示越來越多人（特別是高收入族群）的工時反而增加了：美國收入排名前10％的人每週平均工作時間，比收入排名最後10％的人多4.4小時。究竟為什麼在這個自動化日益普及，生產力提高的時代，工時卻沒有顯著下降？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福利制度、法規政策、消費市場、貧富不均及勞動市場的結構性變化，但是，其中有一個更關鍵的根本原因── 工作文化與期望。自工業革命以來，工作成為了人們生活的重心，根深蒂固的工作倫理觀念存在許多文化中，長時間工作被視為成功和勤奮的象徵。再加上工廠制導致科學管理興起，即便是知識產出型的工作，仍有許多人只看工時而非產出。

忙碌彷彿成為一種身份象徵，不僅在職場中形成競爭，甚至滲透到日常人際互動中，和同事朋友閒聊時幾乎沒有人會說自己最近很有空，即使沒有事也要裝忙，也因此即使效率提高，多數人仍然被迫或自願努力維持或增長工時。

追根究底，這些現象源於「工作倫理（work ethic）」的普及。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曾提到，努力工作變成一種道德價值，這種觀念與新教倫理密切相關，人需要通過努力工作來成為上帝的選民。在強調長工時和生產力的文化中，即使員工容易面臨工作過勞和健康問題，工作倫理和努力工作依然被視為優點。

普林斯頓大學的丹尼爾．羅杰斯（Daniel T. Rodgers）曾深入研究美國「工作倫理」發展，並在著作中探討了工業時代如何改變了人們對工作的態度。他指出，原本工作只是為了賺錢生活的一種「不得不」或負擔，但在工業革命期間卻被資本家包裝成值得讚揚的美德── 工作不再只是通往美好人生的手段，反而搖身一變，成為人們身份認同的重要部分，甚至是人生的最高目標。

回顧人類歷史，工作從未在人生中佔據如此重要的角色。在古希臘人眼中，工作僅僅是為了「維持生計」，而非衡量個人價值或身份的主要標準。工作被視為較低等的活動，應該由奴隸或非自由民來從事。而自由公民應該將時間投入於理性的追求、政治參與和哲學思辨，這才是實現德性與幸福的途徑。

亞里斯多德曾說：「工作是為了休閒 （We work to earn our leisure.）」。對古希臘人而言，休閒（σχολή, scholé）才是生命的最高形式，這個詞不僅指自由時間，更意味著思想活動和深度反思的空間。亞里斯多德認為真正的幸福（eudaimonia）來自於追求知識和智慧，而非忙於勞動和工作。柏拉圖也有類似的觀點，勞動被視為維持基本生活所需，而非人生的核心目標。

諷刺的是，兩千多年後休閒卻被視為是消極怠惰、無所事事的同義詞，現代人無法擺脫「工作至上」的信仰，再加上社會福利政策和貧富差距擴大等其他因素，讓我們雖然能看到AI等新科技自動化的影響，卻享受不到它帶來的生產力提升和其他好處。

這種失衡的情況在過去一百多年來一次又一次地發生，但是多數討論始終侷限在新科技本身，或是自動化可能帶來的結構性失業，很少有人去思考更根本的問題── 如何跳脫以工作為主的生活模式（work-centric life）。

不論是生成式AI、大型語言模型或其他更新、更有效率的AI技術，其實都只是假命題。真正需要關注和討論的，是我們如何善用科技帶來的生產力提升，來過更理想的生活？如何將多出來的時間拿來做真正想做的事，而不是用更多無謂的工作填滿生活？

如果受到AI影響最大的第一線員工，沒有利用這次機會重新思考、督促政府和公司重塑工作文化與生活方式，那麼我們將重蹈過去一百多年來長工時與貧富不均的覆轍。唯有重新定義工作與生活的關係，才有可能真正享受科技進步所帶來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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