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所有的人都覺得很疲憊，但每個時代似乎是以其特有的方式疲憊。我想要知道，在這個活動過度、為工作痴迷的二十一世紀社會中，職業倦怠是如何變成我們筋疲力竭的典型特色。不過，職業倦怠文化的根源則深埋在更久遠的過去。

文：喬納森．馬萊西克（Jonathan Malesic）

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軌跡時，我領會到，當我在工作上的痛苦日益嚴重之時，身體也傳遞訊號讓我知道某些地方不對勁了。有一年的一月，我在開學前一週開始注意到，我的軀幹有一處會斷斷續續出現劇痛，感覺像是肋骨之間被猛戳了一刀。夜裡我躺在床上輾轉難眠，一方面預期著下一陣劇痛來襲，又希望它不會來到。痛點多半在左側，令我擔心是心臟問題。聽說如果胸痛（這真是胸痛嗎？）就應該去醫院看診，所以我就去了。

心電圖和胸部X光都沒有發現任何異常，醫師建議說，疼痛可能來自壓力，又或許是「病毒症候群」（viral syndrome）——換言之就是某個很難辨明、多半無法治療的來源，是現代生活所特有的。這個診斷無法令人滿意。我向一位研究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史的友人抱怨此事，她開玩笑說，醫師大可把我的狀況歸因於瘴氣，十九世紀的醫師就會這樣做。她提議或許我曾路過墓園染了瘴氣。

因為醫學知識日新月異，健康與生病之間的界線經常是不固定的，在心理狀態上更是如此，一切都存在於難以捉摸的迷宮裡，就是我們所稱的內心。骨折就是骨頭斷裂，但舉例來說，我們對於焦慮的觀念在過去一個世紀當中已有極大的改變。像精神失常或歇斯底里這種不名譽的心理疾病，可以列出一大串而且還持續增加。

我們想要信任專家醫師客觀又不隨時間改變的知識，但他們的診斷是科學的事實也是文化的事實。病痛不單存在於身體或心理，還存在於社會且反映出我們對自己和對病痛的期待。無法符合這些期待，就是一種失調症，意思就是，有某個東西——無論是膝蓋卡卡、胃食道逆流或某個討厭的念頭——有狀況，不在我們認為它屬於的地方。而因為「良好狀況」的標準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失常的標準也會變。這表示某一個文化裡的疾病，在另一個地方會是完全正常的情形。

而且醫療問題會變成道德問題，或者治病的責任會隨著時間更迭從醫師轉移到心理學家身上。例如，同性戀在不同時代曾經是一種宗教或道德的罪、一種犯罪行為、一種心理疾病，而現在它是一種傾向。同樣地，酒精依賴也在幾十年當中從一種道德缺失轉變成一種身體疾病。

當今對於職業倦怠的討論，就表明它的定義還飽受爭辯。以這個方面來看，這是疲憊障礙症（exhaustion disorders）自古以來的典型現象。職業倦怠似乎完全符合我們的時代，但我們幾乎不是最早感覺長期被榨乾而無法完成職務的人。「身心枯竭不僅與我們私密的內在生命和我們的身體健康密不可分，」安娜・卡塔麗娜・沙夫納（Anna Katharina Schaffner）在二○一六年出版的《疲憊的歷史》（Exhaustion: A History）中這樣說：「還與整體社會發展有關，特別是文化中更普遍對於工作和休息的看法。」

所有的人都覺得很疲憊，但每個時代似乎是以其特有的方式疲憊。我想要知道，在這個活動過度、為工作痴迷的二十一世紀社會中，職業倦怠是如何變成我們筋疲力竭的典型特色。不過，職業倦怠文化的根源則深埋在更久遠的過去。

「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甚麼益處呢？」這段抱怨工作無效的話，出自聖經的〈傳道書〉，寫於公元前三百年，其敘述者只以「傳道者」（Qoheleth，希伯來文意思是「教師」）為人所知，他訴說人生轉瞬即逝，導致工作毫無意義，只是在「捕風」。

傳道者品味鑑賞過人生的美好——食物、飲品、美色、藝術、學識的愉悅——但他感到絕望的是，這些無一能保護人敵擋死亡。更慘的是，連善行也經常被撤銷。他這樣說：「智慧勝過打仗的兵器，但一個罪人能敗壞許多善事。」有鑑於這個可悲的事實，傳道者囑咐所有奔向死亡的讀者要活在當下，包括活在勞碌中：「凡你手所當做的事要盡力去做；因為在你所必去的陰間沒有工作，沒有謀算，沒有知識，也沒有智慧。」

傳道者頗感憂鬱，由於希波克拉底派醫學提出的四大體液之一的黑膽汁過量，令他飽受折磨。他疲累又悲觀，甚至跟自己的人生也保持一段反思的距離。憂鬱症自從公元前第四世紀出現於希臘哲學以來，向來是與「異乎尋常、藝術傾向和『腦力工作』有關連」，沙夫納如此寫道。憂鬱症跟職業倦怠一樣，可以是一種榮譽的標誌，雖然並非基於病患的奮力工作。亞里斯多德則認為，有用的勞動比不上純粹思考的高貴。憂鬱症是那些崇高地追求心靈生活之人的隱患。

幾個世紀之後，用腦力工作的基督徒對抗著另一種身心枯竭失調症，面對的不是轉瞬即逝的每一天，而是每一天彷彿永無止盡的漫長。最早的僧侶稱之為「怠惰」（acedia，希臘文意思是「不用心」），名列北埃及沙漠洞窟中經常作祟的八大「惡念」之一。他們也稱之為「正午惡魔」，因為會在中午時分來到，就在太陽依然高掛、幾小時後才要用晚膳的時刻。這個惡魔「導致太陽看似不動，白晝長達五十小時」，這是第四世紀晚期的僧侶艾瓦格略・彭迪谷（Evagrius Ponticus）所寫的。這個惡魔令艾瓦格略煩躁不安，四處找人講話。再來，惡魔會「在僧侶心中注入對此地的憎惡，對自己人生的憎惡，對於親手勞力的憎惡。」惡魔令他想用別種比較輕易的方法討上帝喜悅，或是追尋今生的成功。最終，惡魔會令他想起自己還沒去沙漠時的生活——有家庭、有原本的職業——並將眼前的小徑也就是僧侶自己的生活，想成一種永無止盡的厭倦。

正午惡魔的目標就是令受害者放棄修院生活。為了反制誘惑，艾瓦格略的門徒若望・卡西安（John Cassian）以勞動作為藥方，他提出一位令人尊敬的僧侶保祿修院長（Abbot Paul）作為實例，保祿修院長住在偏遠地帶，終日撿拾棕櫚葉——編制籃子的素材——儲存在他的洞穴裡。「當他的洞穴裝滿整年工作的收藏，」卡西安寫道：「他會燒掉自己費盡苦心的成果……這證明一個僧侶若沒有動手勞力，就不能逗留在一個地點，也無法登上完美之巔。」這段敘述表示，怠惰與職業倦怠的毫無效能和傳道者的絕望完全相反；保祿修院長做的工作都是枉然，這是整件事的重點。他不惜一切只為阻止正午惡魔迫近。

中世紀神學家將八大惡念改造成七宗罪，把怠惰變成疏懶（sloth），這是在道德上應受譴責的狀態。令人遺憾的是acedia一詞自此消失於西方文化中，因為這個字眼完美捕捉到焦慮之下注意力渙散的狀態，這是當今勞動者的典型現象。在開放式辦公室的荒漠——或即興打造的居家辦公室、用筆電在廚房工作檯上班——我們的誘惑經常就在線上，手指一按就可脫離工作。我們並不是生產力特別高，但我們也不懶惰。說到底，我們是在工作。

因此，我並不認為我們可用仿傚保祿修院長無意義的勞動，來解決現今的怠惰問題。我們已經無意義勞動得夠多了。如同細菌演變出抗生素抗藥性，正午惡魔在十七個世紀當中已經找到突破傳統防禦的管道。

在現代的早期，憂鬱症轉型成為全新人文主義時代知識分子特有的苦惱。不過，憂鬱是一種面貌多變的現象，甚至是不確定而可疑的現象，正如當時的理論家和藝術家所承認的。莎士比亞作品《皆大歡喜》（As You Like It）裡，滿心怨恨的哲學家傑可士（Jaques）觀察到，憂鬱的類型就跟職業的類型一樣繁多。他聲稱擁有「我專屬的憂鬱，由許多單一體所合成，抽取自許多物體，以及我的遊歷的各項深思熟慮，我經常出現的沉思反芻就將我包覆在最滑稽的哀傷裡。」憂鬱也是哈姆雷特（Hamlet）的狀態，他有能力明白身邊一切處境和選項，因而造成他無法行動。

杜勒（Albrecht Dürer）一五一四年的版畫作品《憂鬱I》（Melancholia I）呈現出一位有翅膀的女性人物，用一手撐著頭、另一隻手無所事事地把玩著羅盤。她身邊圍繞著科學、幾何、工業的儀器，全都棄之不用；她的小狗好幾天沒東西吃了。這位女士「剛獲得自我反思的主體的地位，隨之而來的無盡可能性和責任把她壓垮了。」

沙夫納在《疲憊的歷史》中這樣寫道。「的確，現代的主體在十五世紀誕生，這可說是帶來一種感覺：疲憊枯竭是自我意識的必然相關物。」到了勤奮工作的十九世紀，憂鬱與閒懶的關連更是牢固，而最可靠的療法就是工作，至少對男性是如此。

上述各種失調症——古代的憂鬱症、怠惰，還有現代人的憂鬱——都令精英分子飽受折磨，他們發現自己無法善盡宗教義務或達成世俗野心。這些就是前衛人士的疾病，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典型士紳（偶爾也有仕女）。這些失調症是那個時代對於美好生活的觀念的軟肋，無論所謂美好生活是指享樂、神聖或知識方面。

不過，這並不同於職業倦怠，不是一種反諷式的自我挫敗，藉著狂熱追逐美好而破壞了達成美好目標的能力。持續工作最終就導致不可能工作。但是，整天從早到晚都在祈禱的僧侶，基本上絕對不會成為怠惰的受害者。而且職業倦怠是出自工作的社會情況，憂鬱則有天生的起因。憂鬱的人是體液失衡或土星照命，問題出在他們的星座。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終結職業倦怠：工作為何將人榨乾，又該如何建造更優質的生活？》，游擊文化出版

作者：喬納森．馬萊西克（Jonathan Malesic）
譯者：劉思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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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疫情時代，重新思索工作與人生的關係
你身而為人的價值，是由你的就業狀態來決定嗎？

馬萊西克曾是擁有終身教職殊榮的大學教授，那是他自求學時期便熱切嚮往、爾後一路付出極大努力掙得的理想工作職位。然而，幾度難以名狀的嚴重失調危機襲來，最終徹底擊垮了他的身心，不得不黯然離職。馬萊西克起初在莫名痛苦、毫無頭緒下，跌撞摸索著自己究竟是怎麼了，漸漸有一道微小的光透進孤獨的黑暗深淵，他發現那無以名之的極度痛苦，或許可被指認為「職業倦怠」。之後，他花了多年的時間完成《終結職業倦怠》，某種意義上，這趟考察與寫作的旅程，也是重新認識自己、接納自己的修復歷程。

馬萊西克體察出職業倦怠不僅僅是工作者的個人問題，更涉及社會的整體文化。《終結職業倦怠》第一部分致力於探討過去五十年來，社會如何建構出職業倦怠文化。馬萊西克由觀察當代的公共輿論出發，呈顯出當前五花八門的論點。接著回溯職業倦怠這種現代現象的歷史前身，包括怠惰、憂鬱症及神經衰弱症的歷史軌跡。

然後借重相關的研究積累，指出以「光譜」而非「狀態」，來捕捉職業倦怠的多元面貌。他將職業倦怠的經驗定義為，工作者努力站在一對倒向不同方向的高蹺上，拼命延展自己來拉住兩支彼此分離的桿子，一支是工作的現實，另一支則是對工作的理想。他深入分析兩支桿子各別帶出的議題省思。

《終結職業倦怠》第二部分轉為考察如何開創一種全新的文化，讓工作不再獨占人類生命意義的核心。馬萊西克首先引介幾位異於主流的思想嚮導，包括關心勞動課題的教宗、踐行另類生活的《湖濱散記》作者梭羅，以及對「幸福生活」做出基進想像的馬克思派女性主義者。接著他實際走訪本篤會修道院，透過一同作息、近身觀察，歸納出修院社群對於工作與生活的排序取捨所帶來的深刻啟發。

最後生動地呈現了數種在主流文化邊緣另闢蹊徑的實踐範例，像是看重所有工作夥伴都保有完整人性的非營利組織、在工作外用興趣嗜好追尋身分和意義的人，還有在自我接納、儀式及社群中找到尊嚴的身心障礙藝術家。

馬萊西克撰寫《終結職業倦怠》期間，新冠肺炎橫掃全球，幾乎改變了所有人的工作，雖然疫情造成許多生命和社群的損失，卻也給了我們難得的機會，可重新安排工作在我們生活和文化中的位置。但願本書能幫助我們的文化認清這件事——工作不會給人尊嚴、不會形塑品格、不會為人生賦予目的。是我們讓工作有尊嚴、是我們塑造工作的品質、是我們賦予工作在人類生活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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