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過半數的人沒有機會充分實現潛能。

常春藤盟校提供這社會最好的機會，每年錄取將近一萬五千名新鮮人，但這表示有另外二百二十萬位學生（占九十九％）沒有錄取。頂尖名校的學生占人口總數之少，甚至低於英國、西班牙、義大利和俄羅斯在貴族制度黃金時代的貴族。我們大多數人只能滿足於平庸的人生（由限額制度判定），好讓一小撮佼佼者錄取耶魯、哈佛或是普林斯頓，享有美國社會裡大部分的機會。我們其他人只能撿剩下的。的確，限額制度確保社會有一定人數的耀眼明星——但不會是你。

麥考蜜珂是中輟生，在速食連鎖店領取微薄工資；卡蘿茲讀普普通通的大學，進醫院做低薪工作；蘿潔絲是中輟生，進了生醫工廠的生產線。但限額制度跟我們說，我們不必關心麥考蜜珂、卡蘿茲和蘿潔絲的困境，她們就是技不如人，活該淪落。要是她們有點真功夫的話，自該爬上頂端。

如果得到最好機會的人，在客觀上實力了得，我們大概能容忍這個負和遊戲。但只要大學是以等分點在衡量才能，那麼就不僅欠缺客觀標準，而且必然會面臨腐化。

特權：功績制度的腐化

在美國，功績制度的腐化從「校友子女優待」這點清楚可見。所有美國頂尖名校都以家世背景錄取許多學生。以多所常春藤盟校為例，一般申請者的錄取率是十一％到十七％，校友子女的錄取率卻是三十％到四十％。哈佛大學校友子女的錄取率甚至是其他申請者的六倍。

這不是「功績」制度，這是「特權」制度。

然而腐化之處不只如此。各家大學對才能抱持著相似的判準，所以持續爭搶學生「人才」，主要方法是靠亮眼設備，興建體育館、餐廳、具旅館櫃檯服務的宿舍，還有其他種種硬體設施。這都不是為了作育英才，而是為了吸引學生。提升設備所費不貲，所以大學成天四處找錢。

其中一個增加收入的方法，是錄取願意付出更高學費的學生，而非更有才能的學生。近年來，各大學喜歡收別州的學生，原因就在於他們比本州的學生更肯付錢。一項二○一六年針對加州大學系統的審計報告指出，加州大學各分校「刻意錄取數千名更肯付錢的他州或外國學生，而非錄取加州本地學生」。許多州立大學陷入無止盡的搶錢行動，置本應服務的當地於不顧。

在限額制度下，不缺錢的學校無可避免地看重血統，缺錢的學校則唯利是圖。只要大學仍實施武斷的限額制度，採用自我定義的錄取標準，有家產或家世的學生永遠比我們其他人占有優勢。

「才能等分點」真切應驗了喬治．歐威爾小說《動物農莊》裡的名言：「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限額制度最多只是半套功績制度，介於真正的功績制度和貴族制度之間。才能和努力確實是優勢——前提是才能的鋸齒狀特性要契合體制的模子。不過你想爬上階梯還真不見得需要才能和努力，只需要有家世或家產就行。數代以來，多數普羅大眾接受階梯中間的位置，眼巴巴看著不怎麼樣的人如同搭了快速電梯，扶搖直上，心中不禁感到憤慨或苦澀。在限額制度下，我們注定永遠陷在爭奪機會的「飢餓遊戲」中，無從超脫，窄門後面的位子永遠少於需求。

雖然我們以為功績制度只有這種形式，但實則不然，這只是一種初階的功績制度，以十九世紀末的思考、計算和價值觀為本。但我們能夠想像以二十一世紀對才能的觀念為本，打造出新的制度。

直到不久之前，限額制度仍是務實可行的最佳制度。但現在已非如此。

我們能有更好制度的時刻終於到了。

個人化時代來臨，我們首次真的有機會改弦易轍

上個世紀，很多人察覺標準化人才培育系統的不足，並為此感到沉痛不已。美國心理學家兼教育家杜威、英國數學家兼哲學家羅素、義大利醫生兼教育家蒙特梭利、美國工運領袖龔帕斯，以及美國教育學者布魯姆，紛紛炮轟標準化的工作和學習。許多藝文界人士也抨擊標準化時代，包括小說家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勞瑞（《記憶傳承人》）和品瓊（《萬有引力之虹》）等，還有《巴西》和《駭客任務》三部曲等電影，都列舉了社會對人心的諸般摧殘，並批評社會不該把個人視為麻煩。

然而他們都提不出替代方案。

自標準化時代以降，反標準化的批評跟反戰差不多：譴責箇中顯而易見的邪惡，呼籲立即拋開，卻沒具體說明應該要怎麼做。綜觀二十世紀，你可以拿邱吉爾那句談民主的名言形容標準化：「民主是最糟糕的制度——但比其他存在過的制度都要來得好。」先前我們無從指望改革限額制度，因為沒有改革所需的經濟、科學和科技條件。

但個人化時代來臨，我們首次真的有機會改弦易轍。

目前我們通常把個人化聯想到iPhone、臉書和隨選視訊，這類發明讓我們更容易表現自己，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依個人喜好量身打造。然而個人化真正的願景遠不只如此。我們能從負和遊戲走向正和遊戲，從原本的太陽繞地球轉，進展為地球繞太陽轉。

個人化時代來臨，我們能打造一個使機會更加公平的系統。在這個系統裡，你還是必須靠自己掙得成功，但人人都有機會，而不是符合體制偏好的人才有機會。在這個系統裡，你更能實現自我。我們終於首次得以建立名符其實的功績制度。

一個民主的功績制度。

我們需要新的協定：民主的功績制度

我們有發展民主功績制度所需要的經濟。美國首次擁抱標準化協定的時候，社會上有很多標準化的技術和管理職務，任何人只要受過標準化教育都能從事相關工作，你還可以期待未來在同一間公司一直待到退休。現在那種時代結束了。經濟由標準化大幅過渡為多元化，各種職業如雨過春筍般冒出來，五花八門目不暇給，很多小生意的進入門檻很低，甚至毫無門檻，製造業者可以每週——甚至往往每天——調整產品。零工經濟崛起，各種自由工作者出現。長尾經濟抬頭，鎖定全球的一小群利基消費者。我們需要更多元、更彈性和更為個人化的經濟，民主功績制度的各色人才方有種種機會。

我們有發展民主功績制度所需要的科技。一個多世紀以前，標準化之父泰勒說，標準化實屬必要，原因是人力比機器更便宜，也更容易重作調整。然而一個世紀過去了，機器變得比人力更便宜，也更容易重作調整。舉凡智慧型手機、智慧型手錶、智慧型家電、社群媒體應用程式和Siri等數位助理，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個世紀以前，巨型企業無疑是標準化的翹楚。如今，巨型企業愈來愈著重個人化。連施貴寶這家當年的標準化製藥先驅也做出了轉變，加入個人化醫療聯盟，正式揚棄「一體適用」的醫療。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有了無遠弗屆的網路——終極的個人化科技。我們需要健全、低廉與普及的個人化科技，提供民主功績制度所需要的個人化學習與選擇。

我們有發展民主功績制度所需要的科學。個體性科學崛起，提供理解、衡量和培育個人特質的新方法，運用二十一世紀的動態系統學，而非十九世紀的統計學。許多個人化領域蓬勃興盛，例如個人化醫學、個人化營養學、個人化基因組學，個人化訓練、個人化學習和個人化製造，各自運用個體化科學的原理，堪稱日新月異。許多學者投入研究計畫，創立研究機構，熱切探討如何增進個人的力量。我們需要健全的個體化科學，不斷提升民主功績制度固有的彈性。

我們可謂萬事俱備，能擺脫過時的限額制度，迎向真正的民主功績制度。現在只欠東風——一樣我們每個人需要主動選擇而非被動接受的東西。

我們需要新的協定。

本文摘錄自《黑馬思維：哈佛最推崇的人生計畫，教你成就更好的自己》

作者：陶德・羅斯（Todd Rose）、奧吉・歐格斯（Ogi Ogas）
譯者：林力敏

責任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