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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所有的人都覺得很疲憊,但每個時代似乎是以其特有的方式疲憊。我想要知道,在這個活動過度、為工作痴迷的二十一世紀社會中,職業倦怠是如何變成我們筋疲力竭的典型特色。不過,職業倦怠文化的根源則深埋在更久遠的過去。
文:喬納森.馬萊西克(Jonathan Malesic)
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軌跡時,我領會到,當我在工作上的痛苦日益嚴重之時,身體也傳遞訊號讓我知道某些地方不對勁了。有一年的一月,我在開學前一週開始注意到,我的軀幹有一處會斷斷續續出現劇痛,感覺像是肋骨之間被猛戳了一刀。夜裡我躺在床上輾轉難眠,一方面預期著下一陣劇痛來襲,又希望它不會來到。痛點多半在左側,令我擔心是心臟問題。聽說如果胸痛(這真是胸痛嗎?)就應該去醫院看診,所以我就去了。
心電圖和胸部X光都沒有發現任何異常,醫師建議說,疼痛可能來自壓力,又或許是「病毒症候群」(viral syndrome)——換言之就是某個很難辨明、多半無法治療的來源,是現代生活所特有的。這個診斷無法令人滿意。我向一位研究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史的友人抱怨此事,她開玩笑說,醫師大可把我的狀況歸因於瘴氣,十九世紀的醫師就會這樣做。她提議或許我曾路過墓園染了瘴氣。
因為醫學知識日新月異,健康與生病之間的界線經常是不固定的,在心理狀態上更是如此,一切都存在於難以捉摸的迷宮裡,就是我們所稱的內心。骨折就是骨頭斷裂,但舉例來說,我們對於焦慮的觀念在過去一個世紀當中已有極大的改變。像精神失常或歇斯底里這種不名譽的心理疾病,可以列出一大串而且還持續增加。
我們想要信任專家醫師客觀又不隨時間改變的知識,但他們的診斷是科學的事實也是文化的事實。病痛不單存在於身體或心理,還存在於社會且反映出我們對自己和對病痛的期待。無法符合這些期待,就是一種失調症,意思就是,有某個東西——無論是膝蓋卡卡、胃食道逆流或某個討厭的念頭——有狀況,不在我們認為它屬於的地方。而因為「良好狀況」的標準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失常的標準也會變。這表示某一個文化裡的疾病,在另一個地方會是完全正常的情形。
而且醫療問題會變成道德問題,或者治病的責任會隨著時間更迭從醫師轉移到心理學家身上。例如,同性戀在不同時代曾經是一種宗教或道德的罪、一種犯罪行為、一種心理疾病,而現在它是一種傾向。同樣地,酒精依賴也在幾十年當中從一種道德缺失轉變成一種身體疾病。
當今對於職業倦怠的討論,就表明它的定義還飽受爭辯。以這個方面來看,這是疲憊障礙症(exhaustion disorders)自古以來的典型現象。職業倦怠似乎完全符合我們的時代,但我們幾乎不是最早感覺長期被榨乾而無法完成職務的人。「身心枯竭不僅與我們私密的內在生命和我們的身體健康密不可分,」安娜・卡塔麗娜・沙夫納(Anna Katharina Schaffner)在二○一六年出版的《疲憊的歷史》(Exhaustion: A History)中這樣說:「還與整體社會發展有關,特別是文化中更普遍對於工作和休息的看法。」
所有的人都覺得很疲憊,但每個時代似乎是以其特有的方式疲憊。我想要知道,在這個活動過度、為工作痴迷的二十一世紀社會中,職業倦怠是如何變成我們筋疲力竭的典型特色。不過,職業倦怠文化的根源則深埋在更久遠的過去。
「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甚麼益處呢?」這段抱怨工作無效的話,出自聖經的〈傳道書〉,寫於公元前三百年,其敘述者只以「傳道者」(Qoheleth,希伯來文意思是「教師」)為人所知,他訴說人生轉瞬即逝,導致工作毫無意義,只是在「捕風」。
傳道者品味鑑賞過人生的美好——食物、飲品、美色、藝術、學識的愉悅——但他感到絕望的是,這些無一能保護人敵擋死亡。更慘的是,連善行也經常被撤銷。他這樣說:「智慧勝過打仗的兵器,但一個罪人能敗壞許多善事。」有鑑於這個可悲的事實,傳道者囑咐所有奔向死亡的讀者要活在當下,包括活在勞碌中:「凡你手所當做的事要盡力去做;因為在你所必去的陰間沒有工作,沒有謀算,沒有知識,也沒有智慧。」
傳道者頗感憂鬱,由於希波克拉底派醫學提出的四大體液之一的黑膽汁過量,令他飽受折磨。他疲累又悲觀,甚至跟自己的人生也保持一段反思的距離。憂鬱症自從公元前第四世紀出現於希臘哲學以來,向來是與「異乎尋常、藝術傾向和『腦力工作』有關連」,沙夫納如此寫道。憂鬱症跟職業倦怠一樣,可以是一種榮譽的標誌,雖然並非基於病患的奮力工作。亞里斯多德則認為,有用的勞動比不上純粹思考的高貴。憂鬱症是那些崇高地追求心靈生活之人的隱患。
幾個世紀之後,用腦力工作的基督徒對抗著另一種身心枯竭失調症,面對的不是轉瞬即逝的每一天,而是每一天彷彿永無止盡的漫長。最早的僧侶稱之為「怠惰」(acedia,希臘文意思是「不用心」),名列北埃及沙漠洞窟中經常作祟的八大「惡念」之一。他們也稱之為「正午惡魔」,因為會在中午時分來到,就在太陽依然高掛、幾小時後才要用晚膳的時刻。這個惡魔「導致太陽看似不動,白晝長達五十小時」,這是第四世紀晚期的僧侶艾瓦格略・彭迪谷(Evagrius Ponticus)所寫的。這個惡魔令艾瓦格略煩躁不安,四處找人講話。再來,惡魔會「在僧侶心中注入對此地的憎惡,對自己人生的憎惡,對於親手勞力的憎惡。」惡魔令他想用別種比較輕易的方法討上帝喜悅,或是追尋今生的成功。最終,惡魔會令他想起自己還沒去沙漠時的生活——有家庭、有原本的職業——並將眼前的小徑也就是僧侶自己的生活,想成一種永無止盡的厭倦。
正午惡魔的目標就是令受害者放棄修院生活。為了反制誘惑,艾瓦格略的門徒若望・卡西安(John Cassian)以勞動作為藥方,他提出一位令人尊敬的僧侶保祿修院長(Abbot Paul)作為實例,保祿修院長住在偏遠地帶,終日撿拾棕櫚葉——編制籃子的素材——儲存在他的洞穴裡。「當他的洞穴裝滿整年工作的收藏,」卡西安寫道:「他會燒掉自己費盡苦心的成果……這證明一個僧侶若沒有動手勞力,就不能逗留在一個地點,也無法登上完美之巔。」這段敘述表示,怠惰與職業倦怠的毫無效能和傳道者的絕望完全相反;保祿修院長做的工作都是枉然,這是整件事的重點。他不惜一切只為阻止正午惡魔迫近。
中世紀神學家將八大惡念改造成七宗罪,把怠惰變成疏懶(sloth),這是在道德上應受譴責的狀態。令人遺憾的是acedia一詞自此消失於西方文化中,因為這個字眼完美捕捉到焦慮之下注意力渙散的狀態,這是當今勞動者的典型現象。在開放式辦公室的荒漠——或即興打造的居家辦公室、用筆電在廚房工作檯上班——我們的誘惑經常就在線上,手指一按就可脫離工作。我們並不是生產力特別高,但我們也不懶惰。說到底,我們是在工作。
因此,我並不認為我們可用仿傚保祿修院長無意義的勞動,來解決現今的怠惰問題。我們已經無意義勞動得夠多了。如同細菌演變出抗生素抗藥性,正午惡魔在十七個世紀當中已經找到突破傳統防禦的管道。
在現代的早期,憂鬱症轉型成為全新人文主義時代知識分子特有的苦惱。不過,憂鬱是一種面貌多變的現象,甚至是不確定而可疑的現象,正如當時的理論家和藝術家所承認的。莎士比亞作品《皆大歡喜》(As You Like It)裡,滿心怨恨的哲學家傑可士(Jaques)觀察到,憂鬱的類型就跟職業的類型一樣繁多。他聲稱擁有「我專屬的憂鬱,由許多單一體所合成,抽取自許多物體,以及我的遊歷的各項深思熟慮,我經常出現的沉思反芻就將我包覆在最滑稽的哀傷裡。」憂鬱也是哈姆雷特(Hamlet)的狀態,他有能力明白身邊一切處境和選項,因而造成他無法行動。
杜勒(Albrecht Dürer)一五一四年的版畫作品《憂鬱I》(Melancholia I)呈現出一位有翅膀的女性人物,用一手撐著頭、另一隻手無所事事地把玩著羅盤。她身邊圍繞著科學、幾何、工業的儀器,全都棄之不用;她的小狗好幾天沒東西吃了。這位女士「剛獲得自我反思的主體的地位,隨之而來的無盡可能性和責任把她壓垮了。」
沙夫納在《疲憊的歷史》中這樣寫道。「的確,現代的主體在十五世紀誕生,這可說是帶來一種感覺:疲憊枯竭是自我意識的必然相關物。」到了勤奮工作的十九世紀,憂鬱與閒懶的關連更是牢固,而最可靠的療法就是工作,至少對男性是如此。
上述各種失調症——古代的憂鬱症、怠惰,還有現代人的憂鬱——都令精英分子飽受折磨,他們發現自己無法善盡宗教義務或達成世俗野心。這些就是前衛人士的疾病,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典型士紳(偶爾也有仕女)。這些失調症是那個時代對於美好生活的觀念的軟肋,無論所謂美好生活是指享樂、神聖或知識方面。
不過,這並不同於職業倦怠,不是一種反諷式的自我挫敗,藉著狂熱追逐美好而破壞了達成美好目標的能力。持續工作最終就導致不可能工作。但是,整天從早到晚都在祈禱的僧侶,基本上絕對不會成為怠惰的受害者。而且職業倦怠是出自工作的社會情況,憂鬱則有天生的起因。憂鬱的人是體液失衡或土星照命,問題出在他們的星座。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終結職業倦怠:工作為何將人榨乾,又該如何建造更優質的生活?》,游擊文化出版
作者:喬納森.馬萊西克(Jonathan Malesic)
譯者:劉思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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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疫情時代,重新思索工作與人生的關係
你身而為人的價值,是由你的就業狀態來決定嗎?
馬萊西克曾是擁有終身教職殊榮的大學教授,那是他自求學時期便熱切嚮往、爾後一路付出極大努力掙得的理想工作職位。然而,幾度難以名狀的嚴重失調危機襲來,最終徹底擊垮了他的身心,不得不黯然離職。馬萊西克起初在莫名痛苦、毫無頭緒下,跌撞摸索著自己究竟是怎麼了,漸漸有一道微小的光透進孤獨的黑暗深淵,他發現那無以名之的極度痛苦,或許可被指認為「職業倦怠」。之後,他花了多年的時間完成《終結職業倦怠》,某種意義上,這趟考察與寫作的旅程,也是重新認識自己、接納自己的修復歷程。
馬萊西克體察出職業倦怠不僅僅是工作者的個人問題,更涉及社會的整體文化。《終結職業倦怠》第一部分致力於探討過去五十年來,社會如何建構出職業倦怠文化。馬萊西克由觀察當代的公共輿論出發,呈顯出當前五花八門的論點。接著回溯職業倦怠這種現代現象的歷史前身,包括怠惰、憂鬱症及神經衰弱症的歷史軌跡。
然後借重相關的研究積累,指出以「光譜」而非「狀態」,來捕捉職業倦怠的多元面貌。他將職業倦怠的經驗定義為,工作者努力站在一對倒向不同方向的高蹺上,拼命延展自己來拉住兩支彼此分離的桿子,一支是工作的現實,另一支則是對工作的理想。他深入分析兩支桿子各別帶出的議題省思。
《終結職業倦怠》第二部分轉為考察如何開創一種全新的文化,讓工作不再獨占人類生命意義的核心。馬萊西克首先引介幾位異於主流的思想嚮導,包括關心勞動課題的教宗、踐行另類生活的《湖濱散記》作者梭羅,以及對「幸福生活」做出基進想像的馬克思派女性主義者。接著他實際走訪本篤會修道院,透過一同作息、近身觀察,歸納出修院社群對於工作與生活的排序取捨所帶來的深刻啟發。
最後生動地呈現了數種在主流文化邊緣另闢蹊徑的實踐範例,像是看重所有工作夥伴都保有完整人性的非營利組織、在工作外用興趣嗜好追尋身分和意義的人,還有在自我接納、儀式及社群中找到尊嚴的身心障礙藝術家。
馬萊西克撰寫《終結職業倦怠》期間,新冠肺炎橫掃全球,幾乎改變了所有人的工作,雖然疫情造成許多生命和社群的損失,卻也給了我們難得的機會,可重新安排工作在我們生活和文化中的位置。但願本書能幫助我們的文化認清這件事——工作不會給人尊嚴、不會形塑品格、不會為人生賦予目的。是我們讓工作有尊嚴、是我們塑造工作的品質、是我們賦予工作在人類生活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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