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的人才在政府，台灣的人才在企業

台灣經過解除戒嚴、黨禁、報禁的過程，更進一步於一九八七年開放兩岸探親。

我有一位企業界的前輩，當時立即動身前往中國大陸，進行長達一個月的考察行程。北京、上海、廣州是必去的，還走訪了幾個二線城市，接觸對象包括了政府官員和國企領導。他回到台灣之後，我就抽空去見他，請益此行的見聞。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就是他對海峽兩岸人才比較的總結。他說：「中國大陸的人才在政府，台灣的人才在企業。」

當時聽到這句話，雖然印象很深刻，但並不是非常明白其中的道理。總覺得當時的中國大陸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一切都是國有。這麼大的國家，能夠成為政府領導人，肯定是菁英中的菁英。而台灣經濟發展的騰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主要是靠著台商在全球打拚，才能取得傲人的成績，若以成果論，台灣企業家必然是人才中的菁英。

三十年後的理解

因緣際會之下，我從一九八八年開始了長達二十五年的跨國企業海外派駐生涯，其中長達二十年是常駐在中國大陸。在我派駐海外期間，對於中國大陸有了深入的認識，見證了從改革開放初期的百廢待舉，到今天成為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其間的變化不可謂不大。在派駐海外期間，每年只有少數幾次回到台灣探親度假，使得台灣反而成為我最不了解的家鄉。

二○一二年六月底，我正式從職場退休，自此之後定居台灣，重新融入台灣民主自由開放的社會。退休後的六年半，經過各種同溫層圈子的洗腦、電視台名嘴的轟炸，各種大小選舉、公投、政黨輪替之後，一九八七年企業前輩的那句話又浮現在腦海裡。這一次，我似乎摸索到了真正的「原因」。

大陸政府體系的人品道德與治理能力

自從大陸改革開放後，經濟高速成長，老百姓的收入和生活確實獲得很大的改善，但是貪腐問題始終如影隨形，擺脫不了。隨著習近平上台後加強打貪的力度，貪腐的層級和規模一再刷新紀錄，令人咋舌。很明顯地，大陸政府領導的問題出在人品道德，但是改革開放、經濟成長的結果，則源自政府官員的治理能力。

關於人品道德的問題，或許可以歸咎於十年文革，以及大陸價值觀的淪喪。而強大的治理能力，卻來自於大陸政府重視培訓和逐步提拔晉升所帶來的工作歷練。

由於一黨專政，大陸政府和國企一直有所謂的雙軌管理制度：擔任行政職務者的培訓，由國家行政幹部管理學院負責；擔任黨組織職務者的培訓，則由黨校和團校負責。

早在一九九六年，大陸政府即著手進行政府和國企領導人的MBA課程培訓，課程內容包含大量最新的經營管理實務和理論，連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教授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的《競爭策略》（Competitive Strategy）和《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兩本書都排在課程裡。

政府官員的提拔和晉升，更是宛如企業一般。除了工作單位的考核推薦之外，還要經過共產黨組織部的考核、建議與監督，就像企業的人力資源部門一樣，以確保官員晉升必須經過的培訓和歷練，循序漸進。

台灣政府體系的人品道德與治理能力

在台灣民主選舉制度下運作的政府體制，政府機關的公務員升遷也遵從相同的運作模式，但地方和中央政府的首長、縣市議員和立法委員，則是經由民主選舉產生。

對於政府首長的人品道德，有輿論和嚴密的監管制度來監督和確保，但是在選舉期間，候選人的人品道德則成為選舉攻防的焦點。因此抹黑、造謠、假新聞和各種陰謀論就層出不窮。在治理能力方面，由於民主選舉制度的關係，選戰贏者就可以一步登天、一夕成名，治理能力反而不會得到選民的關注，也因此，與之有關的施政方向與政見就成了不重要的陪襯。

從李登輝之後的台灣總統和地方政府首長的政績不振、經濟下滑，都與其治理能力、培訓、歷練不夠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只要選贏了，毫無行政和經營管理經驗的律師、教授、黨務人士就可以擔任政府的首長，沒有人會去質疑他們的能力和經驗是否能夠勝任這麼重要的職責。試想一下，一個跨國企業的董事長或執行長，由一個毫無訓練和歷練的人來幹，企業所承擔的風險有多大？更何況是一個國家的總統或城市的市長。

台灣應重視、培養治理能力

類似中國大陸的企業經營模式，只有在一黨專政的情況下才能辦到。台灣是個民主國家，政府首長必須經由民選產生，當然不可能像中國大陸一樣，透過考核、提拔、晉升循序漸進，因而擁有適當的治理能力。但是，政黨可以學習企業對人才的培育方式，提升自家政黨推舉人選的治理能力。

時下的台灣，不僅是大學名校紛紛成立EMBA班，連公協會、媒體、人力資源、審計、顧問等規模較大的公司都加入這個浪潮，成立「商學院」、「CEO學院」，為企業的轉型升級和接班培訓人才。可是關係著國家發展和萬民生計的總統、縣市首長的民主選舉候選人的治理能力，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豈不奇怪？

台北農產運銷公司（一般簡稱為北農）前總經理吳音寧，由於沒有受過企業經營管理的訓練與歷練，因此被封為「年薪兩百五十萬的實習生」，原因就是政治任命。政治任命並不會將治理能力直接灌輸給被任命的人，同樣地，選票也不會灌輸治理能力給贏得民主選舉的候選人。相反地，選票往往會使贏得選舉的人自我催眠，真的以為自己無所不能。

組閣與創業團隊

我一再強調，創業與就業的差別就在於「就業是靠自己的長板，創業則是玩自己的短板。」

贏得選戰的政府首長，可以透過組閣延攬人才，加強自己的施政和治理能力，就如同創業者可以延攬人才，組成自己的創業團隊。但是，先決條件是創業者自己必須具有一定程度的「能力」，然後很清楚知道自己的短板是什麼，才能延攬與自己專業、資源、個性、能力互補，同時又有共同價值觀和願景的創業團隊成員。

對於治理能力不足而又贏得選戰的人，選票經常會讓人出現盲點，看不到自己的短板，以酬庸形式組閣，造成將來施政失敗、忽視民意、無法連任的結果。

補救之道

民主制度下，人品道德有輿論和制度來監管，可是同樣重要的治理能力卻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如果台灣可以由獨立於政府和政黨之外的機構，組織類似EMBA之於企業的「國家治理能力」培訓課程，並得到政府、政黨、社會的支持，凡是參與民主選舉的候選人，必須經過此機構的培訓與認證，則民主選舉制度的風險必將大幅降低。

結語

在我四十年的職涯中，始終堅持學習與創新。凡是訂了目標要執行的任務，我總是分三個步驟去達成，因為我曾受過「欲速則不達」的教訓之苦。

一九八七年中華民國政府宣布解嚴，一九九一年國民大會全面改選，一九九二年立法院全面改選，一九九六年首次總統直選。台灣在總統直選後，可以稱得上由威權體制進入民主制度，距今也將近二十三年，早已過了「有」的階段，但仍然稱不上「好」。

這次地方選舉，民意翻轉使得執政黨慘敗，大家都在檢討原因。不管是執政黨或是在野黨，都仍然糾結在意識型態的是與非上，也就是仍然在要求民主制度要更「好」的階段。政黨已經輪替兩次了，眼看著又是另一個輪替的前兆出現，兩黨仍然在互相攻訐，爭辯誰對台灣比較好。

我對這次大翻轉的解讀是，選民已經對這個「好不好」的階段厭倦了。選民們關注的、要求的，是究竟民主選舉制度對經濟發展和萬民生計「有沒有效」？而民主選舉制度有沒有效，歸根究柢在於政黨是否推出「賢」與「能」的候選人。過去二十多年，兩黨始終陷落在意識型態，以及候選人是否具備高超人品道德的漩渦裡，卻忘了「有沒有效」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候選人有沒有治理能力。

三十多年前，我的前輩說「台灣的人才在企業」，當年的企業人才都已垂垂老矣，卻仍然緊握產業資源牢牢不放。而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台灣的政黨政治裡。

企業界已經認識到人才培養與接班的問題，關係到企業的生死存亡，也因為如此，EMBA班如雨後春筍般地到處萌芽壯大。唯有透過學習、培養、歷練、經驗，才能出現禁得起挑戰與考驗的企業人才。

在華人世界裡，台灣是唯一擁有傲人民主選舉制度的地方。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們都可以向全世界驕傲地說：「台灣的人才不僅僅在企業，也在政府。」

本文摘錄自《每個人都可以成功：程天縱的31個見解，引領你建立自己的人生思路，活出精采職涯》

作者：程天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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