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狼犬小魯

我與伴侶相當認同安．瑪莉、史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女士（現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與美國智庫CEO）在其著作《未竟之業》中的倡議：「照顧與競爭分享同等重要的價值」，加上許多異地工作的分享集中在職場拚搏與生活適應的問題，較少關注異地親職工作的境遇，因此想分享自己在澳門擔任半媽半網路SOHO的心路歷程，希望給予正在兼顧工作與家庭中猶豫掙扎的人一些慘痛教訓參考，同時張開手臂擁抱與我一樣在異鄉擔任主要照顧者的人們一起取暖。

六年前，伴侶在北部的頂尖大學內擔任教職，我則在中部的行銷設計公司擔任資深企劃，女兒由我母親擔任照顧者。然而，我倆即便一天16小時都在拼命工作，飆高的肝指數仍高不過衝上天的房價，只能過著假日才能聚首的候鳥家庭生活。直到因緣際會與貴人相助，伴侶努力爭取到澳門一份提供免費宿舍、水電費減免且薪水相對優渥的教職工作。雖然十分不捨逐漸年邁的雙親、熟悉的生活環境、職場與朋友圈，但為了一圓全家住一起的夢，我們毅然決然帶著一歲半的女兒一起飛往這座以賭聞名的城市，開啟這個台灣小家庭從未想過也不敢去想的海外新生活。

台灣看澳門有三高：高物價、高房價與高度國際化

只要是在華人文化圈內，食衣住行育樂都不太會有適應問題，即便澳門薪資相對優渥，但「沒有最高只有更高」的物價與房價還是會讓人忍不住咋舌。譬如街邊麥當勞一杯普通的附餐咖啡折合台幣64元；一杯台灣品牌的珍珠奶茶、一份兩菜一飯的簡陋便當都要花台幣100元；一戶位於每逢颱風必淹區的逾三十年且不附車位的老公寓最低價台幣一千萬起跳，其他好物件更是兩、三千萬跑不掉；朋友一家五口擠二十坪大小、兩房兩衛一廳的老公寓，每月要付台幣36,000元租金還不包水電費，且澳門有每年調漲租金的不成文規定。

這一切是澳門成為全球知名賭城的代價之一，也讓多數家庭必須雙薪輪班掙錢，並仰賴大量外籍家傭來照顧一家老小，因此在各級學校、公園與假日的教堂都能看見成群女性外籍移工（主要來自菲律賓與印尼）照顧小孩、老人或與同鄉聚會的身影，而來自全世界的移工也成為澳門相當重要的生活景緻與社會議題。

除了中國移民與土生葡人豐富了澳門人口樣貌，面積只有台北內湖區般大的澳門一年可迎來三千萬旅遊人次，因此常見各國遊客（主要來自亞洲）集中穿梭在知名景點與賭場。其次，整座城市是塊大工地，四處都在建設新酒店、賭場跟公共設施（如碼頭、輕軌），而博弈企業又多為跨國企業，因此從高收入的歐美籍賭場中高階主管、日韓籍的公共工程師，到來自中國、東南亞與南亞的廉價勞動人口，全可在超市、公車站、餐館、學校等日常生活場所中遇見，大家一起排隊結帳等車逛街接送小孩趕上下班，諸如麥當勞、7-11到賭場免稅店或精品店的員工至少都會三種語言（英／粵／中），有些還會葡萄牙語；因此，澳門多數工作基本要求是會流利粵語、中文或英文。

女兒就讀的公立幼兒園班上有來自澳門、中國、美國、菲律賓、非洲等地的孩子一起跟著老師學粵語、英語、普通話與葡萄牙語，儼然是個迷你版聯合國；在地許多活動還會特別標榜語言別，譬如是葡語戲劇或粵語講座，這些都是在台灣感受不到的高度國際化環境，這也讓我體認英文只是國際化的起步，當台灣路邊小吃店、超商或賣場員工能輕鬆用多種語言服務顧客，隨處可見不分東西方臉孔的大人小孩自在用多語言聊天，而生活中也常見不同國籍人士跟自己一起在超市買菜、路邊等公車、上班上學等，才是就業市場、教育、政策與社會文化環境的真正開放。

過了認識澳門的蜜月期，我們也進入到工作、家庭與異鄉三者彼此衝突、磨合的漫長陣痛期。

已累積十年教學與學生事務經驗的伴侶，很快上手新工作，但對土生土長台灣人最嚴峻的挑戰在於語言與職場文化的衝擊。語言方面，厲行全英語政策的校園環境，不論開會、行政作業、書信往來、報告甚至製作活動海報時都使用英文，私下與學生或同仁互動則多半是粵語，幸好伴侶頗有語言天分，在天天必須頻繁使用的壓力，以及不恥下問、積極應用的態度加乘之下，約莫一年後就能以英語、粵語溝通無礙。

然而，用一句當地諺語「識人好過識字」來形容澳門職場文化，甚至是整體人際關係特色再適當不過。地窄人稠且主要為中國移民與少數土生葡人組成的澳門社會，有相當多的同鄉會、宗親會等排他性社團，當地教育是從幼兒園到高中採取一條龍方式經營（你的幼兒園同學同時也會是你的初中與高中同學）。因此澳門的社交圈相對封閉，造就重視「表面和諧」的文化。這在華人世界雖並非特例，但在社會氛圍比港台更加保守的澳門卻有強烈的感受。

舉例來說，除了頻繁的交際應酬，很多職場事務多半關起門來作業，也不太鼓勵人們提出任何與主流或高層想法不同的意見、創意、批判與質疑，更盡量避免得罪人，輕則被公司解聘，重則在擁有相同人脈網絡的各大企業體系裡都不被錄用。有次我為當地一間新創的私人教育機構撰寫向政府申請經費的商業計畫書時，初稿唯一被客戶挑剔的地方在於「用字遣詞太強烈」；一般來說，我為台灣或中國客戶寫企劃案時，習慣使用諸如：「缺乏」、「不足」等字彙來描述問題現況，進而才提出解決策略，但澳門客戶對此會有強烈被指責與冒犯的不舒服感，因此改用「尚有空間提升」、「值得進一步深化」等相對柔軟的詞句取代。

此外，澳門畢竟是中國特區，國家與政黨的意識形態會用各種形式落實在工作領域中。不論是學校教學與活動、我的企劃撰寫內容，甚至是女兒的戶外教學，都脫離不了「愛國、愛澳」的行銷置入，且必須全員配合並對外清楚表達「被認可」的國族認同，這也是所有到中國或澳門工作的外籍工作者必然的遭遇。

慶幸的是，有別於台灣職場對專業的慣性貶低或輕視，意圖轉型發展的澳門求才若渴，因此我們從面試到就職過程均能感受澳門對專業人才的尊重。以伴侶就職的大學為例，從遞交資料、視訊面試到飛去澳門會議面試，都有專人清楚且禮貌的通知所有程序與時間；面試時重要主管提出的問題也具水準而不隨便。此外，不論是單身或已成家的職員，學校均依照工作性質與要求來提供較市面低價甚至租金全免的宿舍，並引進托兒所讓教職員小孩優先就讀；校園內也增設友善家庭的遊憩設施，讓所有員工都能安居樂業；這般資源投入是台灣罕見，甚至需要學習，也算是澳門高賭收所帶來的少數優點之一！

回到異地親職工作，算是倒吃甘蔗的過程。若說成家育兒是人生的一項考驗，在異鄉展開半職父母半工的家庭生活更是雙重試煉。

初到澳門的前三年，伴侶邊忙工作邊趕博士論文，而我邊帶小孩邊線上接案，少去台灣親人的支援體系令我倆十分疲憊，且在性別分工與生活習慣的磨合上備感吃力。相較出發前的探險精神與期盼脫離窮忙、嚮往悠閒生活的樂觀心境，實際在國外接案、操持家事與育兒多頭燒的殘酷現實下，過著整天在家，沒空社交、語言不通而造就自信心與成就感雙低的封閉生活，加上當時身旁沒有能及時傾訴心事的人，有段時間我每天拿董氏基金會的憂鬱量表來反覆檢查身心狀態；所幸伴侶下班後會主動幫忙分攤照顧與家務工作，一位經重新聯繫、從事靈修的老友在網上擔任我的心靈導師，加上大女兒順利就讀幼兒園讓我有喘息空間（澳門從幼兒園就要面試，從小開啟競爭模式），連帶擴展我的家長社交圈。

後來還加入社群網路的在澳台灣媽媽群組，結交幾位情況雷同的朋友，三不五時相約攜兒出門取暖打氣，才稍微舒緩自己長期抑鬱的窘境。更重要的是，我找到幾位志同道合且長期耕耘在地人脈圈的媽媽們一起策畫不少有趣的活動，如讀書會、電影討論會等，降低原先從職業婦女突然轉變為全職媽媽的強烈剝奪感（我也好想要有完整的工作與放風時間、想交新朋友、想有除了育兒與家事以外的生活體驗…）。

此外，相較台灣育兒資源的豐富選擇，澳門的親子活動與友善空間相對單調且內容參差不齊，品質優良者通常要價台灣的兩倍，要不就是熱門到排隊半個月還不一定輪得到，親子共學風氣也因父母雙薪輪班常態而不成氣候，很多家庭寧願耗時費力排隊出入境到隔壁珠海、廣州玩耍；半數以上的親子活動僅限本地人參與，沒有身分證的我們也只能笑笑經過，固定晃去不知去過幾百次的科學館或公園玩耍（幸好孩子小好哄騙…）。後來在澳門又添了個小女兒而無法走遠，也不想只是花錢或用電腦當陪伴，因而衍生一套育兒創生哲學：「帶著孩子重回自己的童年現場」。

玩具除了別人送以外盡量DIY（譬如廢棄紙箱DIY迷你廚房等），就算要花錢也買類似樂高、繪本等可重複玩且去年齡化的東西，放學後或周末有空就去近郊野餐、露營、逛書店來製造體驗，讓澳門育兒生活不至於貧乏枯燥。近年也有越來越多澳門家庭關注親子友善問題，並慢慢推動興建特色公園、親子館、親子廁所與育嬰室等設施，雖然目前仍僧多粥少，但樂見環境會越變越好。

後來想想，反而感謝澳門的特殊狀況讓我們必須花更多心力在孩子身上，不僅重溫自己的童年，也創造許多值得回憶的美好時光，若回到先前台灣的雙薪工作日子，這一切天倫樂也只能靠想像。只是每個人很公平的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看到以前同事在工作表現上突飛猛進，心裡好生羨慕又恐懼自己退步，只能更加努力透過親職外的零碎時間安排工作與吸收市場新知來維持自己的專業，但必須更認真思考發展其他專長的後路。不過，我透過澳門平面媒體與活動內容，獲取了不少迥異於台灣觀點與文化的新鮮資訊用於工作中，算是很不錯的意外收穫。

回首來時路，雖然很多狀況早在台灣就設想過，但實際經歷還是令人遍體麟傷，但至今我仍沒後悔到澳門生活的選擇。異地是面鏡子，照出故鄉的美與醜，包括台灣留不住人才的缺陷面，以及歡迎多元文化與價值的可貴面，更照出自己在各種極致壓力下所冒出的未知性情與彈性。除了感謝一路走來互相扶持的家人與朋友，我要大聲鼓勵不論是負責工職或親職的人們，在需要幫忙的時候一定要勇敢表達需求，畢竟在異鄉遭遇障礙的機率高過在故鄉的舒適生活圈，且天涯若比鄰，大家其實都很願意幫忙，只怕你不說沒人知道。而主動找各種資源與人脈來支援與滿足自己與家庭的需求也是在異鄉的重要生存之道，譬如加入各種社團、攫取資訊，尤其讓擔任親職的人不至於失去與社會的連結。

其次，要時時覺察自己根深蒂固的思考慣性，尤其要保持高度行事彈性來面對海外生活突襲而來的變化與衝突，而關鍵在於培養自己擁有為了達到最終目的可切換各種路線與走法的能力，並相信所有選擇都是最好的體驗，包括重新返台生活也是一條路，只要不牴觸自己信守的重要價值觀，否則盡量不執著非得按照什麼方式來做人處事，小則損失用異地新觀點與策略解決問題的學習機會，大則賠了身心健康或家庭關係，真是不值得。

最後我要再次呼籲，海外親職工作與職場工作的價值齊平甚至更重要，是穩固家庭這艘船能安然度過異地各種衝擊的軸心，因為獨立並不是一肩扛起所有事情來壓垮自己，而是想方設法與家人一起謀求各方各面的平衡，如此才能走得更緊密、走得更遠，更自在。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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