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岩瀨彰
就業難與知識階級的沒落
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百分之五十
人們說原來如此啊
二十世紀的日本
出現許多學校這類的特殊機構
在那些高級的各種學校中的青年們
明白永無止盡的用功讀書
終究毫無結果
他們再也無法忍受
青春就那麼稍縱即逝
乾脆把椿油或魚油抹在頭上
盡情享受體驗女人或酒或登山
還必須閱讀德語或英語的書籍
明天則留存在這面牆上,送往下個世紀
(宮澤賢治《丸善樓上吸菸室小景》昭和三年)
拚了命通過入學考試,終於進入大學或高等商業就讀的學生,等待著他們的並非都是瑰麗美好的未來。因為世界開始進入即使受高等教育仍難以就業的時代。昭和四(西元一九二九)年,年輕的小津安二郎執導的知名電影《我大學畢業了,但……》,頓時成為當時的流行語。
昭和一桁面對的不僅是大正時期泡沫經濟反彈下的長期通貨緊縮,人力供給也出現了問題。大正時期的學制改革,造成高等教育機構激增,大學生、專門學校生的人數增加,終於逐漸「大眾化」。明治以來,身為絕對精英的大學生之地位出現了動搖。
大正八(西元一九一九)年左右以前的大學生,尚未受到就業難的波及。然而進入昭和,即使是帝大畢業生,仍有許多人擠不進三井、三菱等一流的大企業。大學、專門學校畢業生的就業率,在大正十二年為百分之八十二,大正十三年來到百分之七十五,大正十四年則為百分之六十六,顯現一路下滑的趨勢,昭和二年是百分之六十四,昭和三年降到百分之五十四。來到昭和四年,就業率竟降至百分之五十。理科系雖還保持在百分之七十六,師範學校也仍有百分之七十,但政治、法律、經濟、文學等的文科系畢業生僅有百分之三十八的就業率。以上僅是畢業新生的就業率,加上過去數年來所累積的求職者或中途休學者,實際的就業難更是嚴峻深刻。
許多來自農村等地的學生,因無法繼續繳納學費,不得不退學,或是自預備科的高中畢業後也無法繼續升學。
因銀行擠兌而爆發金融危機的昭和二年三月,當時評論家中島健藏就讀東大文學部法文系三年級,他親眼目睹學生們霸占赤門前的郵局。
「會引發學生的暴動,實因為他們想傳送銀行擠兌消息,給家人知道。我並未看見自己認識的同學,不過那些學生臉色鐵青,書寫電報的手不住顫抖。想必都是些靠著家鄉父母親送錢才能讀書的地方學生吧。」(《社會檔案 昭和社會百態史 戰前篇》)
當時因銀行破產而損失學費存款,不得不放棄學業的學生應該不在少數。
實業學校畢業生優於大學畢業生
昭和二年,實業學校等的就業率是百分之七十五,比起大學畢業生更占優勢。畢竟,高等教育機構的激增造成大學、專門學校畢業生過剩。此現象,猶如現在的中國。不少大學畢業生隱瞞學歷,做著單純勞力的工作,而不是去到一流企業。前田一的《上班族物語》,即諷刺寫出那現況。
「就連最初非三井、三菱或知名銀行不可的學生們,也載浮載沉拚命地有機會就抓。漸漸行情愈來愈差,就連收留的去處也沒有了,(中略)不得不去意想不到的地方,才終於塵埃落定。」
即使軍需帶動景氣復甦,就業難依舊持續。昭和六年進入慶應大學預備科的池田彌三郎如此寫道。
「說到昭和五年,那是從未有過的不景氣之翌年,當時人們談的還是畢業後理所當然成為上班族的經濟學部,或是月薪、就業的話題。但如今人們說的都是,今年(昭和六年)三月畢業的學生們,僅有半數找到工作,帝大畢業生初就任銀行的薪資是七十五圓,慶應大是七十圓,硬是少了五圓。這一年的九月發生了九一八事變,不論好歹世界還是得運行下去,於是在滿是那些話題的氛圍裡,引來了大反彈。/『說什麼慶應的經濟等等,簡直無聊透頂了』」(〈酒、歌、香菸的青春記〉
池田在那樣的氛圍中,捨棄經濟學部改讀文學部。不過,那也是銀座天婦羅老店「天津」的少爺池田才配得上的任性,普通的學生當然依舊是在就業的話題裡打轉。
「現在的學生不行了!」
社會人士不滿年輕人的行為或思想,諸多批判的這等事,儘管並非肇始於當時,不過景氣尚佳的大正時期,社會尚還包容多過責難。畢竟,大學生、專門學校學生在那時仍是少數的精英派。
大正七年,神戶高等商業的畢業典禮上,校長河上謹一說道。
「我在此誠心地告訴畢業生中那些分數不佳的學生們,所謂的分數,實在是毫無必要在意,過去在校的考試不過是形式上的考試罷了,從今而後你們要面對的這個社會的考驗,才是真正的考試。在那場真正的考試中,永遠不要忘記,曾經是學校考試中的劣等生,終有機會可以凌駕於優等生。」(大正七年七月一日號《實業之日本》的〈告誡走出校門踏入社會就業的青年們〉)
當然校長的訓話中免不了來一段符合時代的激勵話語,「近年我國的實業界,不斷急速成長,需要大學或商業學生的畢業生投入就業市場。」不過重點還是在強調實力主義,而不是在校成績。
來到景氣惡劣的昭和二、三年,社會不再包容學生,變得愈發嚴厲。前田一在《上班族物語》,如此比喻諷刺當時的學生,「過去的『縱有名馬,卻無伯樂』,在今日的畢業生中,所謂的名馬根本不存在,水準不斷低下,皆屬泛泛之輩罷了。」
「第一是人品的低落。/比起過去的學生,現在的學生知道了太多不必要的事。(中略)不過,面對工作時卻缺乏熱心與誠意。(中略)他們多存著依賴,缺乏開拓自我領域的氣魄。」
「第二,教養出這般學生的現代教育方式也頗不恰當。(中略)學生不高興時,就缺課不出席。更嚴重的,在考試前兩周,開始到處借筆記,以應付考試。主任教授面試時,才終於現身的學生也不在少數。(中略)他們借了認真出席的學生的筆記,甚至拿去印刷兜售,再也沒有什麼比這更顯得懶惰無恥的買賣了,而他們就出現在大學裡。讓那些出席上課的學生淪為愚蠢,還不如去撞球間學習如何撞球,較為聰明伶俐。」
感覺此批判仍適用於九十年後現在的學生。那個時代的大學生,出生於明治四十年代,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應該是曾祖父的世代。然而從當時開始,學生們就懂得缺席,靠著向同學借筆記、影印筆記才得以應付考試。在戰前這這些社會的新鮮人,在戰後歷經高度經濟成長,想必有些人還成為企業或政府機關的幹部。但在當時社會人士眼中,他們竟也是如此樣貌啊。
「美式教育最好!」
前田一試圖分析教育的結構。
「在美國,若是學習經濟學的學生,他們學習現在世界的金融現況,貨幣不斷貶值的原因何在?哪些國家的什麼商品出口超標,哪些國家的哪些商品又進口超標?(中略)藉由實例,學習何謂經濟學。/(中略)因此,教育的方針是全方位符合時勢。這樣因材施教的方式,學校畢業的翌日即能派上用場。日本的學生,盡是被灌輸高遠的理論,他們被考試折磨得頭昏眼花,隨即又被送進社會。難免在現實社會,無法發揮效率,展現所能。」
「光凡事怠惰,靠著別人的筆記應付考試的這等事情,若不能徹底改善,社會上恐怕不再有擁有真實力且品行佳的畢業生,也不免讓人心生懷疑大學教育的真正價值所在。」
即使是現在,仍有不少人認為美國型的思辨教育優越,然而九十年前,這樣的爭論始終未停過。不過顯然日本型的教育,在初高中時期充滿填鴨(近來已不再如此),來到大學則是「玩到畢業」,比較起來無論當時或現在,都不若美國。不過想想,那些「奸巧拿別人的筆記以應付考試」的學生們,卻是戰後日本復興或高度經濟成長的推手,讓我也難以針對美國型與日本型教育做出優劣判斷。也許兩者各有其優點吧。另外,根據池田彌三郎的記述,當時市面上還出現諸如《馬也會解微積分》的「輕鬆學習型」參考書。
僅思量就業的學生
猶如大量生產的教育體制,以及僅思量就業問題的學生,一直以來都是教育的詬病。與前田一屬於同一時期的經濟學者土方成美,如此寫道。
「法學部、經濟學部等各有二百、三百名學生,有時超過五百人齊聚一堂聽課,因此學校的課程已猶如公開演講。(中略)/部分學生(其實相當多數)思量的僅是畢業後的就業問題。畢竟畢業後的就業仍與分數『優等』的數學幾何息息相關,所以考量的都是如何保持優良成績(中略)什麼教授研究會、研習等,無論今昔幾乎都是學生與教授親近的唯一機會,也是現在大學唯一像是學校的作為,但在學生考量出席與否時,比起對研究是否有興趣,更多的考量是教授是否具有就業推薦能力,或是評分寬嚴與否等。」(昭和四年一月號《文藝春秋》的〈知識階級的憂鬱〉)。
不過,此時期的學生聽取毫無就業難的大正泡沫經濟期的前輩們之意見,儘管理解環境已時不我與,依舊未放棄學歷至上與大企業至上。
關係與實力
簡直難以與現在相比較,當時的就業分明憑藉的是「關係」與「介紹」,而且當時體育系學生享有超越現在的待遇。不景氣最嚴峻的時期,東京朝日新聞於昭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報導,「運動選手不受就業難之影響,自學校畢業的運動選手中尤其棒球選手炙手可熱,今春六大學的畢業生幾乎已決定就業去處。」由於運動選手具有宣傳效應,據說該年大學畢業的棒球選手進入了唱片公司,初任職即有三百圓的月薪。
不僅是運動選手。作曲家古賀政男於明治大學在校期間,即在曼陀林俱樂部作曲,以〈思慕的形影〉一曲而聞名。昭和五年進入日本哥倫比亞公司,成為旗下的專屬作曲家,初任職的月薪是一百二十圓。進入公司後,又創作了〈酒是眼淚還是嘆息〉的暢銷歌曲。
僅有高等小學學歷的加太,憑藉繪畫的天份成為說故事屋作家,十幾歲即擁有相當於大學畢業生上班族的收入。所以一技在身,在當時依然可能超越學歷的高牆。不過對於平凡的泛泛眾生,還是只能依賴學歷,今昔皆同。
本文摘錄自《昭和上班族,月薪一百円:戰前日本社會、文化與生活》
作者:岩瀨彰
譯者:陳柏瑤
責任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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