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與消極怠工不同的是，「靜默辭職」的員工並不一定是每天懈怠工作。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往往朝九晚五上班，但不再努力。「靜默辭職實際上是人們重新劃定工作（與生活）界限，以便他們不必時時想著工作的一種方式。這樣讓他們可以把時間和經歷轉移到那些對他們生活上更有意義的其他方面，從而改善幸福感。」

就在最近一個周一的早晨，25歲的吉瑪終於決定要徹底改變自己的職場生活了。

「我一打開郵箱，裡面有許多來自公司創始人的負面郵件，」在倫敦做公關的吉瑪解釋說。「我需要在緊迫期限前取得重大結果。我受夠了。」

但吉瑪（為保全工作起見這裡我們省去吉瑪的全名）並沒有辭職。相反，她選擇繼續留在現在的職位上。她照常工作，但不再像以往那樣付出加倍的努力。

「我覺得很顯然我已經失去了熱情，我只做工作所需的最少努力，」她說。「我過去在工作前幾個小時就開始上網了；現在，我直到早晨九點才登錄。我以前工作到很晚以至於根本沒有自己的時間；現在，一到晚上六點我凖時關閉所有工作軟體。」

「躺平文化」和「靜默辭職」

吉瑪選擇了「靜默辭職」（quiet quit，又譯「無聲辭職」、「在職離職」）。吉瑪這樣做與最先在抖音（TikTok）上流行起的「靜默辭職」風不無關係。

這一說法最初由名為@zkchillin的用戶在2022年7月一個影片中使用，隨即竄紅，現在已經獲得350萬次點擊率，引發一種網上新潮流。

「你並沒有徹底放棄工作，但你已經不想再超越自我，」他解釋說。「你仍然履行自己的職責，但你不再贊成視工作為生命的工作狂文化；現實並非如此。你作為人的價值並非由你的勞動所界定。」

對吉瑪而言，「靜默辭職」抓住了時代思潮：在新冠疫情後以及生活成本不斷高漲之際，員工覺得工作過度但工資又太低。

「我覺得許多人都受夠了，」她說。「他們認識到他們所付出的努力並未體現在工資待遇上：沒有人應該為那點讓自己感到有壓力和擔憂的（工資）而讓自己筋疲力盡。」

「靜默辭職」引起了媒體的密切關注，已經有大量報道關注這一職場潮流。在許多方面，它並非是一個新現象：消極怠工（coasting） 、上下班打卡但卻盡量少幹活一直以來在工作場所就存在。出於各種原因，不滿員工總會找到與工作脫鉤、又能保全職位領取薪水的方法。

但圍繞「靜默辭職」這一新概念的反響現在似乎尤其能引起人們的共鳴，究竟是為什麼呢？這一現象的流行，從長遠來看對我們工作與職業又說明了怎樣一種廣義的文化態度呢？

長達數十年的現象

倫敦大學學院管理學院副教授柯洛茨說，這一說法可能是新的，但「靜默辭職」背後的概念其實早就存在。

「雖然這一說法來自較年輕一代，並有了一個新包裝，但其實人們在數十年以來一直使用不同名稱來研究這一現象：工作不投入（disengagement）、表現疏忽（neglect）以及退縮行為（withdrawal）。」

他說，由於種種原因，員工們總是能找到蒙混過關的工作方法。

「許多人無法離職：他們可能沒有可以轉移的技能、在別處找不到具有靈活性和福利好的工作，或是他們生活的小社區缺乏其他就業機會。」

他補充道，同時經濟本身也在不滿員工無法離開工作崗位中起到一定作用。「由於就業市場疲軟，經濟放緩增加了與辭職相關的風險和成本。」

在這些情況下，消極怠工就成了那些無法在工作中有晉升機會、或職業生涯已不再是他們人生重點的員工的選擇。

「總是在工作上超越自己費心費神，」柯洛茨說。「如果有人覺得他們在公司沒有出頭之日就沒有努力的必要了。因此，『躺平』並不只是針對年輕一代而言 - 它適用於感覺自己沒有用武之地但又沒有理由辭職的任何人。」

但與消極怠工不同的是，「靜默辭職」的員工並不一定是每天懈怠工作。柯洛茨說，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往往朝九晚五上班，但不再努力。

「早到晚走，放下自己的工作幫助同事，對工作盡可能全力以赴——這些都是對公司付出加倍努力的行為，但（長此以往）可能會讓自己吃不消。」

「靜默辭職」為什麼方興未艾？

柯洛茨教授認為，「靜默辭職」之所以目前能特別能引起人們共鳴與新冠疫情，以及圍繞精神健康的對話增加有關。

柯洛茨表示，在許多時候，員工（自己）採取行動防止出現過勞現象。

「靜默辭職實際上是人們重新劃定工作（與生活）界限，以便他們不必每天二十四小時都想著工作的一種方式。這樣讓他們可以把時間和經歷轉移到那些對他們生活上更有意義的其他方面，從而改善幸福感。」

在新冠疫情期間堅持工作，可能也是導致更多員工感覺與工作脫節，為「靜默辭職」現象添柴。 總部在美國內布拉斯加州的民意分析公司蓋洛普負責職場管理和幸福的首席科學家哈特認為，這一趨勢主要是由剛入職的員工帶動的。

「年輕員工一般工作更投入，但現在這種情況正在下降，」他解釋說。「在新冠疫情後，同老一代員工相比，他們在涉及到為公司工作的目的方面可能設定的標凖更高。」

哈特說，經理和員工之間的脫節進一步加深。他引用蓋洛普2022年6月的調查數字說，在15001名美國員工中，只有21%的人覺得公司關心他們的整體福祉，而在新冠疫情高峰期這一比例為50%。

隨著通膨飆升、實際工資大幅下滑，這種情緒可能變得更加突出。

「我們正在見證一種文化裂痕，使員工遠離他們的僱主。」他補充說。

以吉瑪為例，她決定「靜默辭職」緣於她跟僱主之間一直有潛在問題，讓她感覺自己的業績表現一直被忽略。

「我不開心有一段時間了，」她解釋說。「我工作單位的職場文化非常糟糕，有毒。儘管我總是比其他同事更努力工作，但卻從未反映到我的工資上。」

但與其強迫自己離開公司，找一個可能不喜歡的工作，吉瑪滿足於暫時停下來一段時間。「我覺得我需要很大勇氣才能做出這樣的激烈行為，」她說。

更廣泛影響

雖然工作上不全力以赴並非什麼新概念，但柯洛茨認為當前的「靜默辭職」現象也是利用了新冠疫情後，員工對待職業生涯態度的更廣泛轉變有關。與其說是徹底反對工作，還不如說是對長工作日、無薪加班以及為單位隨時隨地出勤加班的拒絶。

相反，為讓自己受益，許多員工正在尋求重新定義工作和個人生活之間的界限。

我們正在看到人們通過「靜默辭職」而重新規劃什麼才是更重要的：比如，人們減少工作（時間）為家庭、朋友和個人愛好騰出更多空間，柯洛茨說。人們希望有職業生涯，但他們也希望在工作之外擁有豐富和健康的生活。

對吉瑪來說，靜默辭職意味著她能夠在心理上從高壓工作中恢復過來、深化自己的愛好併發展為一種兼職副業：在最近幾個月學會鉤針編織後，她現在在網上銷售自己的圖案設計。她很滿足在可預見的未來能把這作為自己的主要重點。

「我過去擔心如果我工作上沒有特別盡心盡力我會有麻煩，或讓我同事恨我，」她解釋說。「現在，我有時間發展副業，它比我早9晚6的工作更有成就感。我感覺工作壓力和焦慮更少了。」

人們對「靜默辭職」現象的強烈反響也反應了一種更廣泛、且受新冠大流行驅動的潮流：在許多情況下，員工們正在重新審視工作對他們的意義，以及它應該在生活中佔據多少空間。

「我真的覺得我們需要超越永遠『在線』的理念，」吉瑪說。「因為生活不僅僅是關乎實現關鍵業績指標（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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